新世纪的一个秋天，我应邀到古巴参加一个数学会议。早就听说，古巴人口中逾半数是黑白混血儿，这样的比例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极为少见（其他国家以印欧混血儿居多），余下的仍多为西班牙人和黑人。西班牙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生活怀有悲观的情绪，而黑人则按照非洲祈祷神灵的习俗，通过一种如泣如诉的音乐，能使这种悲观情绪得到升华。加上四季温暖的天气，古巴人养成了一种欢乐、朴实、外向、天真无邪的个性，只要政府宣布取得一丁点胜利，便会举国欢腾，一千万人口的国家动辄有上百万人游行集会。

    莎莎舞的天堂

    在日常生活中，古巴民众能歌善舞。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古巴人那样创造出如此众多风靡世界的舞蹈：伦巴、曼波、恰恰、莎莎。果然，会议行程过半时，举办方和古巴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组织了一场联欢晚会，虽说有领导讲话和歌手表演，但晚会的主要内容却是跳舞。

    莎莎舞是当晚的主角，辅之以源自多米尼加的玛兰戈和墨西哥的瓦杰那多。我邀请一位肤色黝黑的物理学博士跳舞，她像晚会上的其他古巴姑娘一样穿着露脐装。礼堂里没开空调，没跳几曲，她的腰间便渗出了汗水。在我看来，跳莎莎舞时女人试图依附着男人，而男人装模作样地要摆脱女人。

    “salsa”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调味汁，“salsa de soya”便是酱油了，这里“soya”是黄豆，而“de”相当于英文的“of”。传说1933年的一天，古巴作曲家伊格纳西奥·皮奈罗因为吃了淡而无味的食物获得灵感，创作了一首歌《加点酱吧！》（échale salsita），这首曲子既不像传统的拉丁舞那样有许多约束和规范，又比迪斯科多了几分高贵和典雅。那以后，一种新的音乐和舞蹈形式便出现了，她首先在加勒比海地区得以普及，继而流传到世界各地。

    “莎莎皇后”这项桂冠如今戴在塞利娜·克鲁兹（Celia Cruz）头上，在我的记忆里，她的形象又老又丑但舞姿优美。1960年初，克鲁兹离开故乡哈瓦那到美国闯荡，她赢得的荣誉包括七项格莱美奖，耶鲁大学等五座名校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以及美国国家艺术奖（比尔·克林顿亲自把奖章别在她胸前）。当克鲁兹于2003年夏天在纽约患癌症去世时，她的经纪人猜测她的年龄大约是78岁。

    海明威的庄园

    大概正是古巴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加上热情好客的民族个性和迥然有别的意识形态，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文化名人。曾与古巴亲密接触过的外国名作家中，除了同属拉丁民族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让·保尔·萨特夫妇以外，至少还有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和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格林的真实身份很可能是间谍，因此他的行踪颇为隐秘，而海明威在古巴可谓是家喻户晓了。

    一天下午，我搭乘一辆出租汽车，来到哈瓦那东郊的小镇圣弗兰西斯科·德·保拉，海明威的故居坐落在一个栽满槟榔树的小山头上，那正是维西亚庄园。包括主卧室在内的每个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猎物标本，以犀牛和野鹿居多，想必是作家的战利品，我想和他在一起生活的女人得学会容忍。这可能是海明威居住时间最久、最为舒适的一个家了，9000册藏书和注册在基维斯特的比拿号游艇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

    从29岁那年第一次为避风浪来到哈瓦那，到古巴革命后离开，海明威断断续续在这个国家居住了二十多年，虽说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曾和他一起出海捕鱼，但毕竟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他以前曾经说过，“我热爱这个国家，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除了出生的故乡，此处是命运归宿的地方。”海明威初到哈瓦那时，住在老城区的“两个世界”饭店，在那里完成了《丧钟为谁而鸣》。因为当时的妻子玛瑟不喜欢住饭店，海明威才买下维西亚庄园。

    我在维西亚庄园徘徊了许久，随着黄昏的来临，它显得更加颓败，由于年代久远，树根已侵入墙体和地基，白蚁啃噬着木块，屋顶开始漏雨，楼梯也已经变形。在经济封锁了40多年以后，美国的“海明威基金会”拟向古巴提供200多万美元的专款，用于修复作家的故居，但却被布什政府阻止。白宫认为，提供这笔资金等于资助古巴的旅游业，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声称：“我们不想出钱让卡斯特罗获益。”

    谁是维夫莱多·拉姆

    哈瓦那老城区是历史遗产保存得最好的美洲城市之一，街道、住宅、广场、喷泉、城堡、要塞甚至剧院无一不是由石头堆砌而成。路过著名的老字号小酒馆“五分钱”和“小弗罗里达”。

    据说当年海明威经常光顾这里，我好不容易在“五分钱”找到一个位置，要了一瓶啤酒，价格早已经今非昔比，每瓶收费三美元。几个吉他手在角落里低吟浅唱，比起大教堂广场上的流浪艺人，无疑多了几分悲凉，对顾客来说那是最好的下酒菜。在老哈瓦那尽头，靠近河边的一处地方，有一幢两层楼房，外表不起眼，里头布置得却非常大气，那正是拉姆艺术中心。

    维夫莱多·拉姆（Wifredo Lam，1902－1982）被认为是古巴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也是第一个赢得国际声誉的拉丁美洲画家。拉姆的父亲是纯粹的中国人，母亲是非洲人后裔。在世界各地，华人大多各自为营，以相似的生活方式存在，形成众多的唐人街或中国城，惟有古巴的华人例外，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并且改变了姓氏，例如李姓改成了刘易斯，这与古巴民众对中国人的友好情谊有关。

    无论我走到那里，人们都叫我 chino 或 chinito，比起英语里的 chinese 要悦耳亲切多了。和我一起的西方同行对此无不感到惊讶，甚至有点儿忌妒。不过，参观老哈瓦那的唐人街却让我有些失望，那不过是一条五十来米长的死胡同，入口处立了一块牌坊，仅有的几家饭店和肉铺主人都是黑白混血儿，我只遇到一个自称有华人血统的小伙计，还有一个小剧场在放映《红高粱》。

    拉姆出生在古巴中部的一座小镇上，从小就显露出艺术天赋，由当地的镇政府出资去欧洲留学。除了战争时期避居美国以外（和安德烈·布勒东同船去了纽约），他在马德里和巴黎度过了大半生。或许是血缘的关系，拉姆的作品里有非洲艺术的影子，他与包括毕卡索在内的艺术家过从甚密，后者对非洲木雕感兴趣主要受其影响。拉姆的三任太太分别是西班牙人、德国人和瑞典人，我们在艺术中心认识的一位古巴妇女对此耿耿于怀。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拉姆12岁时就为父亲画过肖像，可他本人从未到过中国。他的作品主要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机械的部件、飞鸟的影子和光洁的头颅时时闪现其中。从1939年起，拉姆干脆成了超现实主义的成员。除了绘画以外，拉姆还和米罗一样，做了不少以鸟为主题的金属雕塑，只是在体积上小了许多。他的作品大多被纽约的MoMA、古根海姆和伦敦的泰特等世界一流的艺术馆收藏。

    哈瓦那朗诵记

    在拉姆艺术中心的门厅里，我看到一幅“哈瓦那双年展”的招贴画，上面印着拉姆晚年的代表作《第三世界》，他创作这幅画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双年展已经揭幕，自费前来参展的各国艺术家超过一千，其中两位注定要和我认识。我来古巴以前，我的德文翻译曾给我介绍过一位哈瓦那的女诗人莱因娜。我于是通过莱因娜的一位邻居给她打电话，她告诉我，有一位正在参加双年展的墨西哥画家正准备携夫人到她家做客，问我可否和他一起来，那样就免去找路的麻烦了。我找到那对墨西哥夫妇时才知道，先生佩德罗还是一位诗人兼编辑，而她的夫人安娜是洪都拉斯诗人。

    安娜告诉我莱因娜和一般古巴人家一样很穷，每次他们去看望她总要带些食物和酒，我因此也在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出乎我的意料，莱因娜的家虽然简朴，却布置得温馨整洁，两居室加上屋顶上搭起顶棚的阳台，倒也舒适自在。莱因娜告诉我们，目前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平均工资只有25美元，只够全家下一次馆子。我想起80年前，拉姆去欧洲留学时，当地的镇政府还每月提供给他40美元的奖学金。

    说话间莱因娜念了几首新作，是一些政治观念和幽默感较为强烈的诗歌。接着佩德罗和安娜各朗诵了自己的一首诗，我被这个场景所陶醉，四个诗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我用中文朗诵了一首旧作《梦想活在世上》和一首在麦德林写的新作《飞行》，显然他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语言的朗诵。接着我从口袋里掏出这两首诗的西班牙语译文来，莱因娜和佩德罗分别念了一首，从安娜和塞拉诺的表情来看，效果还算不错。次年夏天，这两首诗连同另外四首诗一起发表在佩德罗担任编辑的墨西哥城诗刊《断裂》，可惜我一直无缘造访那座高原上的城市。留在我记忆中的依然是，波涛连天的哈瓦那海滨和莱因娜吟诵时那低沉的嗓音。（蔡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