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英文中，作家被称呼为“writer”，老舍将其直译过来以自称“写家”，这个名号使得这位“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和满大街跑的车夫、街坊上的木匠具有了平等的身份。他和他们一样，各自小心翼翼地捧着谋生的饭碗，除非病到爬不下床，每日必像上了碾的驴子一般辛勤工作，决不懈怠。

老舍曾生过危及性命的大病，身体一直不好，写《猫城记》的时候，正好赶上济南奇热无比的天气，老舍本应休息，可他非得左手拿着蒲扇右手握着笔，汗水顺着指背往纸上流；写《四世同堂》的时候，打摆子、贫血、头昏，统统找上了老舍，他没钱买补药，每每烦躁难受得狂喊几声都不解恨，可他硬在“我完了”的境地里写了五年，拉着一趟近百万字的大犁走到了新中国。

老舍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北京满大街的老百姓都身穿干部服、列宁装，戴八角帽。而老舍“没钱作新的，只好穿旧的”：身穿一套洋西装，脚蹬一双尖头皮鞋，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外人大概觉得他和这个新世界不可融合的，但只有老舍心里最清楚，他和这个新政权是“一伙儿的”，他就是一穷人，现在，他所心疼的、喜爱的、亲如手足的穷人翻身做了当家的主人，他和他的手足也终于有了一个家。

老舍因为“人民艺术家”的奖状、“贫民”的出身和多以“无产阶级”为习作素材的作品，躲过了最初的几次政治风暴和反右派运动，他还自信满满地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然而，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扫帚高高抡起时，老舍知道自己已是该被清扫掉的东西了。

1966年8月23日，北京戏曲学院的学生觉得自己历年来练过很多旧戏，应当在扫四旧的运动中表现出比旁人高出几倍的积极性来才行，他们将从前披在牛鬼蛇神身上的几十箱精工绣成的“兽皮”堆在文庙的空地上，旁边蹲着、跪着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黑帮”们。老舍本来不应该在其中的，不久前，他因为半夜吐血被送入医院抢救，那天是他出院后第一天上班，恰好看见萧军和另外三十多人正被摁进车里。老舍边叫边从人群中挤出去，一位在现场任总指挥的北大女学生马上认出老舍：“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一帮人被带到了文庙，看着京剧戏装烧起冲天的火光，看着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一下下扬起来又落下。

老舍好不容易被救回文联之后，又被抓到文联大门外的水泥花坛上示众，接着又在当地派出所，被主要由女八中组成的中学红卫兵们轮番拷打至深夜。临走前，他们吩咐老舍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子，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老舍被他热烈爱着的“家”扫地出门了，他那颗好不容易被填满的心又被人洗劫一空。老舍的儿子舒乙讲过一个老舍的故事，说：老舍很恋家，自己很少出远门，即便是出去了，也老是待不多会儿就急忙往家赶。有一次，老舍的夫人应朋友的邀请，单独去赴宴，等她回来之后，却发现老舍晚饭也没吃就上床睡了。夫人乐了：“生气啦？人家又没说要带你去。”老舍悻悻地回答说：“回到家，看不见人，无依无靠似的，没着落”。只是这一回，他不能赌气不吃饭，早早地爬上床睡觉，他的“家人”们像鬣狗一样紧看着他。死亡这位饿得两眼绿幽幽的野兽，在闻到这个时代零星的血腥气之后，连滚带爬地扑过来，绝对不会放过眼前任何一块可以入嘴的食料。

1944年，日本军队想要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和偷袭重庆，得到消息后，重庆市顿时烧成了一锅糊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撤退问题，认为应当再往西边的西康方向逃几步。老舍的朋友萧伯青问他：“您怎么办？”老舍脱口而出：“背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老舍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方面，都是个计划性很强的人，他总是比其他人更早地打算好事情的结果，在孔庙前挨打的前一个星期天，老舍就对儿子舒乙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顺便说了说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两位文化界人士到什刹海投湖自尽的事。老舍站在人生的观景台边上，像一碗被太阳晒热的糖水，当那清白而烈性的太阳脚底一滑，扑到地平面以下，他便也跟着迅速地凉了。

七

太平湖是城外一个不大有名气的野湖，离小羊圈胡同大约半站路，有渔民长年在那儿养鱼、捕鱼(现在此湖已被高楼大厦所取代)。30年代的时候，老舍靠写小说挣了些稿费，就在太平湖西南边的葡萄院给老母亲买了几间小屋。从老舍投湖的位置上往对面西南看，就是老母亲过世时住着的房子；往西北看，就是蓟门故里，老舍那每月三两饷银、天天拎着一个大片儿刀晃悠，身上还带着一腰牌，上头写着“面黄无须”的父亲就埋葬在那儿。

1966年8月24日，“和爷爷说再见”。这天一大早，老舍和三岁的孙女道了别。

舒乙曾这样说过：“对一个有明确生死观的人来说，生与死的转化竟是如此迅速，如此没有障碍，令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不寒而栗”。

时代的主体建筑由专供祭祀使用的天坛，转而变为一张冰冷的试验台。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就是放置在台面上的一支试管。当新时代研制出来的原料掺入试管内原有的液体当中，要么没有任何反应地沉淀了，要么发生微妙的化学变化，而老舍的试管，则在两种物质的热烈拥抱中炸成一摊玻璃碴子。

“武死战，文死谏”，在10年浩劫中，老舍是中国著名作家为时代祸患敢于命谏的第一人。他的投湖自沉，使人想起2200多年前的屈原投江自尽。对老舍来讲，北京的太平湖就是屈原的汨罗江，士可杀而不可辱，他要用他的血肉之躯同那个发疯了的年代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屈原投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老舍投湖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末端，随着老舍在太平湖的纵身一跃，北京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满族文人便在这座古城中永远的消逝了。

八

如今，看得见、摸得着的老北平早已成了形单影只的孤砖片瓦。好在还有老舍的书，像个和气的老伙计，热情地张罗着大伙儿到老京城里随处逛荡，老舍笔下盖起来的北京城，与真正的老北平已难辨虚实真假。

有人统计过，北京的真实地名在老舍的著作里一共出现过二百四十多处，不用担心什么人口膨胀，有再多卷起铺盖迁徙至此的人也可以盛装。而老舍自己已是一枚失去了货币价值标示能力的金币，不能再在人世的交易市场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