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一位记者最近在网上发文描述了他在中国坐火车看到的场景：人们把一次性方便面碗从车窗扔出去；男子脱下衬衫打赤膊；有人用完厕所后不冲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看着这些人，我不禁想，中国人只知道为自己谋利益和图方便，根本没有公德心。” （新华网7月7日）

如果只是韩国记者的偶然批评，问题也许不很大，问题是有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游客没有好印象，国外很多景区和旅馆专门用中文提示中国游客“注意文明”；不久前欧洲的一次全球游客评选中，中国游客竟名列倒数第三……

出去的人丢脸，家门口的人也不争气。就在6月29日，曾经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了200多场音乐会的法国音乐教授布菲女士，在中国演出却遭遇了剧场秩序混乱嘈杂的尴尬，最后是以音乐大师的伤心掉泪而中断了演出。而这一幕丑陋竟是发生在有文化古都之称的南京。

我们总是习惯以“极少数”、“一些人”这样的含糊概念来描述负面的东西，然而就国人的“不文明”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极少数”的比率了：马路上闯红灯的人和车，公交车上集体不让座的乘客，剧场中此起彼伏的手机铃声，大街小巷中的“膀爷”，还有那遍地的烟头、垃圾等等，足以证明“不文明”的人数之多。非但不是少数，这个“队伍”怕是有越来越壮大的趋势。而且，在谴责着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也曾有过不自觉地步人后尘的经历？

如果一个人不文明，问题出在其个人受教育水平、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如果一群人不文明，需要诊断某个地域或群体的人文脉络；而当一个社会大面积地爆发着丑陋，我们该作何反思呢？在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的一般规律面前，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发展而公德水平倒退的现象呢？

“不文明”问题是社会问题，应该反思的是社会的价值取向，而我们的社会这些年来都在推崇着怎样一些价值取向呢？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下中，我们能听到的“第一”、“大局”、“中心”、“核心”等等，往往是地方政府的“GDP大局”，企业的“效益中心”，学校的“分数第一”“升学目标”，以及社会上流行的“金钱万能”之类的功利时尚等等，却鲜见有把“公德教育”作为“第一”或“中心”的。在这些扭曲的社会价值取向中，所谓的“两手都要硬”很多时候不过是被当作讲话和宣传中不得不提及的官话，或者是一两次象征性的好看的“活动”给取代并完成了。

私利彩浓厚的价值体系，催发着人们迫切的欲望，以及对名利地位的激烈竞逐，甚至是不择手段的竞逐。人们在这样那样的竞逐中变得自私、冷漠和麻木。所以，人们抢上公交车抢得理直气壮，不给孕妇老弱让座也没觉得脸红；只要自己方便就不顾别人感受，就可以随地吐痰满地扔烟头……，很多人内心的价值观就是“形象没有实惠重要”，因此，大家在逐渐地丑陋并集体地丑陋着，并且察觉不到自己的丑陋。

华夏之地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之邦在礼仪评比中名列倒数第三，足见我们这一代人的丑陋之甚。可怕的是，我们不但丢了祖宗的脸面，我们还可能带坏下一代，布菲女士音乐会上那些吵吵闹闹的娃娃们就是一例，既是父母不教之过，又是大人丑陋形象的示范效应。

我们何以变得如此丑陋？

“不文明”表现出的丑陋，根源是素质问题。要改变这种丑陋，可能不是几次活动或倡议就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全民文化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以社会公德为“中心”的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这种价值取向为“中心”的“文明工程”，而且是一项涉及教育、舆论及法制等综合因素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再丑陋下去了，因为“倒数第三”的我们已经丑陋不起了！（中国网特约评论员 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