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依然是千头万绪，和谐社会与宜居城市建设任重道远。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矛盾表现在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过快，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交通拥堵治理困难，城乡管理水平不高，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住房供应结构性矛盾突出，违法违规用地屡禁不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收入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同时，城市在预防和应急处置重大突发性灾害事故方面的能力亟待提升。

1. 城市环境污染——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

周干峙院士提出，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三大透支和三大制约，即土地透支造成的土地制约；环境透支造成的环境制约；水资源透支造成的水资源制约。目前，从沿海到内地，各级城市的环境建设均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状况未能得到有效抑制。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

据国家环保总局通报，在“十五”计划确定的各项指标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两项指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有所反弹。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COD排放量仅比2000年减少了2％，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目标。国家环保总局《2005全国城市环境管理与综合整治年度报告》认为，全国有半数以上省区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根据对全国509个城市的考核，2005年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零的城市有178个；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零的城市有130个；在293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危险废物集中处理率为零的城市有80个。

2006年是中国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全年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161起，环境投诉已达60万人次，比2005年增加30％；国务院提出的全国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标未能实现，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分别比2005年增长1.8％和1.2％。2007年国家将首次启动“区域限批”政策来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并依据《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通报和建议监察部门对相关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2. 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稳定与发展的隐患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我国城乡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公平公正、和谐宜居的发展目标与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矛盾正在整体上升。

首先，职业地位和资源占有的差异化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起点与基础，形成并影响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具体机制是劳动分工、权威等级分化、生产关系变化和制度分割，新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形成。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是社会分化的长期隐患，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进入世界上最不平等的行列。对于这种差距，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认同危机，社会阶层利益矛盾缺少必要的减压阀。同时，权力不平等和制度不公平，如在我国的制度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农田征用问题、公共资源配置问题、农民工问题，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都进一步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是具有全局性的重大课题，影响深远。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阻碍中国社会形成较为合理的阶层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的制度性隐患。对此，各级政府在消除或者抑制社会分化给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的隐患、化解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负有重大的责任。

3．城市农民工——旧制度与体制壁垒亟待突破

农民工，又称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农民工既包括“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也包括“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其中以后者居多，影响最大，并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农民工群体。2006年全国各类农民工总数约2亿人，其中1.2亿在城镇务工经商，还有8000万人在乡就地转移就业。

城市农民工的大量出现是在世界产业转移、中国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政府对于人口流动限制政策的适度放松和农民个体理性选择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农民工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新通道，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实现形式。此外，农民外出务工对于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诸多制度和规则的不平等，以及历史形成的体制壁垒，农民工在城市里并没有享受到各种应有的权利，而且还经常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他们中的多数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主流文化生活之外，分享不到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和失业救济；生活困难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生病得不到医疗保障，因公负伤致残也得不到应有照顾和抚恤；卫生和生活条件差，劳动安全没有保障，人格也经常受到歧视。这些因素又同时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如聚众械斗、罢工罢市、非法聚会、游行示威甚至违法犯罪。由于城市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一系列服务体系与管理体制都是基于“只为本市市民服务”的宗旨，农民工是体制外人口，“外来的”和边缘化的象征性标签被定格在这些人身上，原有体制的惯性作用与农民工兴起和发展的实践之间的不匹配以及政府服务（职能）的缺失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

城市农民工的出现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由于一系列社会和经济背景的路径依赖性，以及短期内难以逾越的旧制度与体制壁垒，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还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