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用作导航的罗盘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虽然中国人对磁石指南性的认识，在战国《韩非子》、东汉王充《论衡》中已有记载，但将它用于航海导航，大约是在11世纪末。北宋末年朱彧的《萍州可谈》是世界上最早记载此事的著作，书中谈那些往来广州的舟师们懂地理，在海上航行时，“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甚至推测在九、十世纪的中国可能就已经在航海中应用指南针了。为了便于在航海中确定方位，人们将它置于圆盘内，圆盘上划分刻度，于是发明了罗盘。至于它是怎样传到欧洲的，目前还是一个谜。从阿拉伯文献提供的材料可知，在13世纪初，阿拉伯海员已经使用罗盘，1230年成书的波斯佚文集《故事大全》中记载了一个用指南鱼探寻航道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指南鱼与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水浮针法有类似之处。1281年，阿拉伯人的《商人宝鉴》问世，书中说从埃及亚历山大城到印度洋的水手都懂得将磁针安置在浮于水面的木片上，用来辨别航向，又提及用磁铁制成鱼形投入海中，以指南针的头尾指示南北。显然，这些方面都显示出他们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丝绸之路：中西文化的双赢格局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其实早在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已经长期存在。否则，张骞就不会在月氏(阿富汗北部)的市面上发现邛杖和蜀布。但是，官方中西交流渠道开通之后，中国历代政府为维护这条东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大动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据《史记》记载，汉代派往各国的官方使者，“相望于道”。出使西域的团队大者数百，少者亦有百余人，所带汉地丝绸物品比博望侯(张骞以功被封为博望侯)时还多。这样的使团，每年多的要派十几个，少的也有五、六个。使者们携带大批丝绸物品出境，又从远方带回各种珍奇物品，形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汉代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在河西地区设置了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在西域地区则设置西域校尉进行管理。唐太宗曾经力排众议，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设置西州，加强管理，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中西文化的和平交流提供了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和平的文化交流，从来都会创造一种互动的双赢格局。以中国外销丝绸瓷器为例，就出现了一种中外文化双向互动的现象。考古发现了许多带有异域装饰图案的中国丝绸织品和瓷器制品，有一部分是作为外来的新的“胡风”时尚供应中国本土市场，更多的是作为外销商品，迎合西方买主而生产的。中国外销丝绸中最典型的异域图案是萨珊式联珠对兽对鸟纹，如吐鲁番阿斯塔那东晋升平十一年(367)墓出土的一双手工编织履，履面上有对狮纹，并织有“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的汉字，明显是专为外销而生产的。阿斯塔那所出的6世纪中叶以后的织锦中，汉锦纹饰几乎趋于消失，被联珠、对禽、对兽纹所取代，如18号隋墓出土的一件对驼纹织锦织有汉字“胡王”，更说明它是中国制的萨姗式图案外销品。这些采用异域图案的外销丝织品，除了极少部分可能在吐鲁番生产，绝大多数应产自内地，特别是当时丝织业最发达的四川地区。如阿斯塔那发现的一件龙纹绮上留有墨笔题记，说明是唐景云元年(710)“双流县”(今四川成都近郊)织造。外销织物中除联珠、对兽、对禽纹图案外，还有莲花、忍冬、迦陵频迦(双手合十或持花作供养状的人面鸟形象)图案，大概是专为外销中亚佛教地区而制。瓷器在唐中后期成为另一大宗外销品，当时的中国工匠已经懂得用西亚的式样和装饰图案烧制瓷器以广开国外销路，如唐代长沙窑，宋元外销瓷器以及明永乐、宣德之间的仿西亚金银器外型的瓷器都是典型例子。这一时期外销商品采用异域图案的做法，同18世纪中期以后南方沿海地区为扩大欧洲市场而仿制欧式图案的瓷器和绘画一样，虽说主要是供外销，但异域风格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中国本土艺术。（清华大学历史系 张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