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李向玉：因葡语与澳门结缘一生

导语：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理工学院原院长李向玉参加了中葡会谈前期中方的准备工作。回归前，也曾参与中葡双方官员会谈的翻译工作，并出任中葡土地小组的联络官。作为那段重要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每每提起，李向玉总是说，那是他毕生最重要、最自豪的一段往事。

虽然出生在北京，但我至今的大部分人生是在澳门度过的。澳门是我的第二故乡。

1975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十分幸运被学校选中派到澳门南光公司学习葡语。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澳门这座小城。澳门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个静谧的小渔村，但同时又有着十分鲜明的中西文化交融特色。比如南方人喜欢吃虾酱，当时看到有的街道晒着大酱缸，里面是噗噗冒泡、腥味浓郁的虾酱；而大三巴等著名建筑物又是欧式风格。总之那时澳门给我的感觉就是华洋杂处、中西合璧。

那次一来就是三年，主要任务是学习葡语。一般早上6点钟起床，洗漱完毕就开始早读。除了吃饭，会一直学习到晚上10点。我们的老师儒里奥·迪尼斯来自葡萄牙莱里亚地区，他每天下午会到学校给我们讲葡语、跟我们练习会话。各种努力下，我的葡语提高很快。

1978年，我返回北外成为了一名葡语教师。但在南光公司学习葡语的经历，却为我的澳门情缘埋下了伏笔。

1984年，中葡准备谈判，我被澳门南光公司选派参与前期准备工作。于是时隔6年，我再次来到了澳门。

记得当时准备工作分成了几个小组，分工负责澳门问题的调研，包括行政、法律、土地、经济、金融、教育、文化和社会问题等24个专题。我和一个同事负责撰写法律和土地部分。

因为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去采访，我就发挥葡语的专长，先后找过埃尔维斯律师、土地问题专家罗立文、澳门当地建筑师施利华等，总之把资料收集得越充分越全面越好。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到1986年6月谈判的时候，由南光公司承担的前期准备调研数据已经形成一本厚厚的资料，为中方谈判代表团做好了准备。

我在北外当老师时曾经研究过葡萄牙，我记得列宁对葡萄牙人有一个论断，说葡萄牙人其实很擅长外交。因此虽是一个小国，却曾经殖民过大过国家本土两百倍的地域。在大国之间周旋，攫取最大的利益，这对葡萄牙人来说轻车熟路。从中葡谈判过程中也可看出，他们期望利用各种借口把回归时间拖到新的世纪，但我们中方一直保持坚定的态度和立场。再加上那时候关于香港的中英谈判已经进行，已经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联合声明》如何撰写等，澳门的谈判可谓“前有车，后有辙”。

综观这场谈判，可以说是中央政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此外，前线和大后方的配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也使中葡谈判最终顺利完成。

《联合声明》签署公布后，1993年3月31日《澳门基本法》也颁布了。考虑到自己中葡翻译的使命基本结束，而我又始终钟情教育工作，于是1996年起，我先后任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学校副校长、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1999年6月又被任命为澳门理工学院首位华人院长。

其实，在谈判过程中，我已经感觉到精准掌握葡语对沟通翻译太重要了。翻译是一座桥梁，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一定要把语言掌握得越精湛越好，才能避免很多误解和冲突。

所以在担任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期间，我也一直致力于葡语人才的培养。澳门的葡语教育虽然起步很早，但回归前一直范围狭窄。葡萄牙人当时都认为葡语会随着澳门回归中国而逐渐消失，他们没想到，反而是澳门回归后，葡语又被重新重视了起来。

澳门要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同葡语国家交往，葡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门正是葡语文化的独特载体。2003年10月，中央政府决定在澳门设立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自此担当中国与世界葡语国家交流合作平台角色，葡语也越来越显得更为重要。

转眼，澳门回归祖国20年了，这20年来，澳门联通了中国与葡语国家，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我非常乐见的。

抚今追昔，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成就非凡，超出我们那代人当时的想象。单看澳门人均GDP，已走在世界前列。按世界银行2018年的公布，澳门人均GDP几乎达9万美元。更为重要的是澳门社会安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

澳门回归的意义就在于外国人占领中国领土的历史宣告终结。我对参与回归过程感到幸运，更对见证和参与了20年来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感到骄傲。这是我毕生感到最重要、最自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