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一战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国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变得十分狭窄的中国市场稍稍出现了一些空隙，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例如，中国的棉纱市场向来为英、日、美几国所垄断，而其中英国一直占据优势地位。在战时以及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英国棉纱棉布产量大减，对中国的输出自然也减少了。日本棉纱本来可以乘机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垄断地位，但是一方面，中国市场基本上属粗纱市场，而战时日本却以生产细纱为主，不适用于中国；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本国的织布业迅速发展，需用棉纱量大。因此，日本对华输出的棉纱也减少了。市场上的洋纱供给减少，而需求仍然很大，这就使棉纱的价格上涨，盈利增加。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商业资本纷纷转向纱厂投资。在大战前，纱厂的投资人主要是官僚、买办、地主；而“黄金时代”新设纱厂的投资人却以商人为最多，特别是棉布、棉纱、棉花商人。商人将资本由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已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爱国的动机，更主要的是为了追逐经济上的高额利润。投资目的的改变说明价值规律已在起支配作用，这是“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又如面粉业的发展，表现为国产面粉出口的激增，并由入超变为出超。我国的面粉工业是在２０世纪初才开始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国内所需面粉一向依靠进口洋面。大战爆发后，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减产，民用工业紧缩，军食需求大增，所以不能像战前那样把面粉源源运来中国。这样，国内市场上就出现了对国产面粉的迫切需求。更为有利的是，大战进行期间，各国还反过来向中国购买面粉。最初是俄国，其后英国、法国、菲律宾、南洋各地，甚至日本都成为我国面粉输出的对象。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使面粉厂迅速增加。随之，面粉行业中出现了兼并的现象，例如资力雄厚的荣宗敬、荣德生系统的面粉厂，在１９１４年以前还没有收买或收租其他小厂的情形，到１９１４年后荣氏面粉业中收买和租用其他小厂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到１９１７年竟达到４０% 以上。这种资本集中的趋势，也是商人“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在“黄金时代”，一些原来已有相当基础的轻工业，例如丝织业、毛织业、火柴业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战前没有的或很微弱的轻小工业也因洋货入口减少，应运而生，例如针织业，过去一直为德国货所垄断，大战后德国货进口锐减，我国的针织厂才次第兴建起来，其中仅仅袜厂，１９１６至１９２２年间就开办了１０家。此外，我国的民族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等也是在此时创立起来的。民族资本的轻工业门类渐趋齐全，应当说也是“黄金时代”的一个表象。

　　５、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

　　对于商人“黄金时代”出现的原因，一般论著都将其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契机。个别论著虽然注意到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但是也仅仅把“黄金时代”限定于袁世凯在世时，并认为“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又迅速恶化了。所以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上述两说，前者强调了外因，后者则注意到了内因。商人“黄金时代”的来到其实是内、外因相结合的结果。而且，上述内因仅仅注意到了由清末新政到袁氏的经济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商团的建立、商人階級意识的觉醒，都为商人利用一战的契机准备了条件；却没有注意到更为深层的内因，那就是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这一松解的趋势起于晚清。洋务运动中地方督抚势力的膨胀以及稍后的各省自治运动都是大一统專制政权失控的表象。辛亥革命击溃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但是他难以完全复原传统的权力结构。袁氏政权始终面临着各地的反抗，尤其是中国的南部地区。袁世凯死后，更是出现了一个大小军阀分享权力、地方割据的局面。历史上商人最初的“黄金时代”正是出现在春秋战国这一分散的权力构成时期。当然，近世后期的军阀割据与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其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就分散的权力结构对商业的双重影响而言，它们又有相似之处。

　　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停滞与衰退、国家经济控制与干预的削弱，还有对商人有利的一面，即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权。随着“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階級开始在经济上同政府分庭抗礼。１９１６年上海银行业抵制袁世凯的停兑令便是一例。

　　经济上的自主，势必会带来政治上的自主，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黄金时代”商会领导权从绅商转移到企业家的手中，这一过程正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进入“黄金时代”后，资产階級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其中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工业资本家迅速增多，这就势必导致商会领导权的变更。在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这一演变最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绅商一代人借助于上海总商会这一活动场所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启动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气氛。

　　商人“黄金时代”的降临与传统权力结构松解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对经济的失控，给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其理由有三：第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而这在军阀割据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黄金时代”一方面是国家资本相对停滞，另一方面是私人资本一枝独秀。私人资本多在轻工业、加工工业，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则由于国家资本力量的薄弱和政府干预力的削弱而没有取得相应发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使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后劲。第三，１９２２年世界资本主义已逃出或正在逃出战时所陷入的危机，纷纷叫唤要“回到市场”，重新布置向中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就遭到重大的打击，战时暂时取得的一些市场纷纷丢失，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开始由停滞而走向下坡。资产階級需要有一个代表本階級利益的强有力的政权来保护自己在“黄金时代”已经取得的成果，而在军阀政权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资产階級和军阀政权终至反目。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的部分起因，就是力量膨胀的中国资产階級在经济上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上要求自己掌握政权。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商人的“黄金时代”延续下去。但是，北伐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商人“黄金时代”的结束。

　　参考文献：

　　１、《中国近代现代史》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中国近代现代史》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３月第２版。

　　３、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４、孙健著：《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５、《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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