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29年3月15日，南开大学创办人严范孙病逝，享年69岁。天津《大公报》刊发社评《悼严范孙先生》，谓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身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值严范孙先生逝世80周年，我们回溯漫漫历史长河，犹觉先生之风范历历在目，更觉南开道路之不平凡。

    文/龙 飞

　　1929年3月，虽然已是早春季节，但却依然严寒逼入。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在津门大地传开：天津的大学者、著名的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严修)先生不幸病逝。

　　噩耗传到海外，当时正在美国考察教育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因失去这位为共同的理想并肩奋斗多年的导师而哀恸不已。张伯苓对旅居美国的南开校友们说：

　　“严先生的道德和学问备受人们景仰。我个人追随他多年，深受他人格的熏陶。南开能有今天，全仗严先生之力。严公逝世，对我个人来说，是失去了一位同志；对学校来说，是失去了一位导师。应当尊严先生为校父。”

南开学校发祥地——严氏私塾严宅照

　　严范孙生于1860年4月2日，22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26岁入翰林院任编修(即皇帝的文学侍从)，因而人们又称之为“严翰林”。而立之年他已功成名就，34岁出任贵州学政(即教育主管)。光绪皇帝对他十分器重，曾多次召见他。

　　甲午战败，对严范孙震动很大，成了他后半生的转折点。国家与民族的危难，使这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挽救国家，就必须变法维新，而要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即1897年，严范孙就向光绪上书———《奏请设经济科折》，建议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被梁启超称做是“戊戌变法之源点”。光绪批准了他的奏折，可是却惹恼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他被免去所有职务，只留下了一个虚衔。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国外。严范孙的处境也非常险恶。悲愤中，他辞去官职，返回故里。

　　回天津后，他隐居在西北角文昌宫以西，地名叫“四棵树”的宅中。他没有气馁，反而以更坚韧的意志，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将自己的家宅作为基地，开始了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立义塾，讲新学。

严范孙、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前排：居中为严范孙，右为张伯苓，左为范静生）

　　当严范孙办学急需一名助手时，友人向他推荐了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说这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年轻人，不仅受过新教育，而且为人正直；虽然其家境贫寒，却甘愿放弃官职，一心要兴学救国。严范孙一听大喜，立即邀张伯苓到家中，请他为自己的5名子弟当私塾老师。而张伯苓此时也正满怀雄心壮志，与严范孙志同道合。两人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交。

　　刚刚22岁的张伯苓十分珍惜这次机遇。他始终认为，结识严范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从此，两位杰出人物携手合作，掀开了我国近代教育史的新篇章。

　　严氏家馆设在严宅西偏院内。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座并不起眼的两层灰砖小楼房，竟成了天津兴办新学的发祥地。

　　张伯苓给5名学生讲授数理化、英语和体育等新课程。

　　体育课最新奇。张伯苓用两张太师椅的靠背架起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把辫子盘到头上，掖起长袍的下襟，练习跳高。他又让学生一个屈着身子，另一个从其身上跃过，这就是跳木马的训练。

　　随后，严范孙创办了一个小学教师讲习会，聘请张伯苓利用晚上时间，给全市小学教师补习英语和数理化。

　　严馆的名声传遍津门。一位叫王奎章的盐商，也慕名前来聘请张伯苓任家馆老师。从此，张伯苓上午在严府上课，下午到王宅讲授。青少年们纷纷要求入学。看到这种情况，严范孙和张伯苓十分欣喜，决定扩大办学规模。

　　1904年，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其教育发展情况。他们想要弄清楚，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30年就变得如此强盛，而中国却一直这么贫弱。考察之后，他们得出结论：采取新教育，重视科学技术———这正是日本国强盛的主要原因。

　　从日本回来后，严范孙、张伯苓认为，中学居于小学与大学之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阶段，所以先办中学，以后再扩充大学和小学。他们将严、王二馆合并，仿效欧美的教育制度，在严家院内原严馆的基础上，办起一所比较完备的中学。校名定为“私立中学堂”，经费由严、王二人分担，张伯苓任监督(后称校长)，招收学生77名，1904年lO月17日开学上课。以后，他们又共同创办了大学部，乃至女中部、小学部，形成系列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