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彭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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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南开学校演出的话剧《恩缘怨》剧照
今年是南开中学建校105周年、南开大学建校90周年。在中国历史上，这两所学校除对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外，还有一突出成就，即开创了我们北方话剧的先河。 早在1909年，南开上演的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就是由张校长自编自导自演的。消息传开，令社会上的保守派骇然失色，连声惊呼：身为校长，竟登台演戏，有失体统，有失体统！面对世俗偏见，张伯苓一笑置之。由于《用非所学》的思想内容和表演技巧在当时都是空前的，所以张伯苓荣获“中国话剧第一人”的美称。南开从此每逢节日都要演戏，这已成为学校的传统。在张校长的大力支持下，1914年成立“南开新剧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新剧活动达到了鼎盛时期。南开新剧团被誉为 “北方话剧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曹禺、鲁韧、黄宗江等艺术巨匠。 文/龙 飞 南开戏剧的核心人物是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张彭春降生那年，父亲已经59岁，因此给他取乳名“五九”作为纪念。后来人们舍五留九，称他为九先生。 1910年，张彭春从南开学校毕业，考取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71人赴美留学，在克拉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课余的兴趣却是研究戏剧。他最喜欢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他说，正是由于易卜生，才使他这个学哲学的年轻人爱戏剧胜于爱哲学。 1916年夏，张彭春获硕士学位回母校任教。当时南开的新剧活动正蓬勃开展。由于九先生擅长戏剧早就名声在外，所以一回校立即被推选为新剧团副团长。校刊对此发表评论：“先生于此道久有研究，且极热心，从此我校新剧前途自必更放异彩矣。” 九先生走马上任后不负众望，他将西方正规的导演制度用于南开新剧团，因此他不仅领导剧团，而且是首任导演，被称作“中国第一导”。张彭春采用导演制排演的首个剧目，是自己在国外创作的写实主义剧本《醒》。 尽管《醒》还较稚嫩，但其历史意义却不容忽视。它比发表于1919年、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剧本”的胡适的《终身大事》要早三年。 张彭春不仅带来新型的剧本，还带来一套完整的、效仿欧美的导演方法，比1924年首次为上海戏剧协社执导《少奶奶的扇子》、被话剧史家称为“中国导演制度的创立者”的洪深要早8年。 是张彭春第一个将西方的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直接移植到南开新剧团，从而形成我国早期话剧运动南北两个中心之一的北方话剧艺术。 如果说《醒》尚不够完美，那么1918年演出的《新村正》就足以展示九先生的才华。他编导的这个剧，成功运用了西方现代话剧的技巧，引起极大轰动。《新村正》是南开新剧团走向成熟的标志。“五四”运动后，国内文学界对这个剧本给予了极高评价。从此《新村正》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保留剧目，每年都要上演几场。 1919年张彭春再次出国深造，回国后受聘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直到1926年他才回到南开，任中学部主任兼大学部教授。课余，他依然为南开新剧团倾注心血。他把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娜拉》、莫里哀的《悭吝人》、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和契诃夫的《求婚》等具有民主思想的世界名剧搬上南开舞台。 排演《娜拉》时，确定了演员后，张导首先同演职员分析研究剧本和剧作家，也就是如今所说的“案头工作”，在黑板上挂一个自制的“易卜生生平创作年表”，对这位大师作专题讲座。 《少奶奶的扇子》一剧由南开大学女同学会演出，特请张彭春执导。一次在南开中学礼堂彩排时，有些演员还没到出场时间，便在后台说话，声音稍微大了点，九先生听见了很生气，厉声训斥。吓得女学生们大气都不敢出，第一次领教到九先生的严厉。彩排结束，已经过了午夜，九先生派人到校外买来刚出炉的热乎乎的烧饼让大家吃，然后雇车送她们回大学部。此时的九先生又显得那么慈祥和可亲，让女孩子们感到十分温暖与亲切。 每逢排戏，九先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总让演员一遍一遍排练：“不行，没戏！再来5遍！”反复排演把演员们折腾得疲惫不堪，背地发牢骚，咒骂导演无情。学生中流行一句歇后语：“九先生排戏——受不了！”为推敲台词和动作以及细节的处理，张彭春在排演场上经常停下来。他停止的标志是挥一下手，然后习惯地用手拍自己的宽大脑门，闭上眼，“嗯、嗯”出声地思索。演员们静静等候，直到导演一声“开始”，又马上继续排演。 学生们在背后喜欢模仿张导独特的举止言行，尤其爱学他闭着眼睛“嗯、嗯”地思考，以及拍脑门的动作…… 但他也不能总是一个人说了算。遇到一些和他同样认真的教师演员，往往会提出不同意见。几个人争得面红耳赤，激动地指着对方：“谁错了，谁请大伙儿到‘全聚德’吃烤鸭！”学生演员们便在一旁起哄：“好啊，好啊，今晚就去！” 在张彭春的领导下，南开新剧团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万家宝。万家宝就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已被文坛誉为“摄魂者”的剧作家曹禺的原名。万家宝生于天津，12岁进入南开，最早崭露头角是一次在大礼堂演出京剧《南天门》时扮演曹福。后来他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成为骨干演员。在男女不能同台演戏的时代，多由他反串女角。万家宝在南开新剧团这个艺术摇篮里度过愉快的六年，提高了艺术修养，开阔了眼界，并确定自己一生的道路——献身戏剧。 万家宝平日沉默寡言，并不引人注目。可是一演戏，一进入角色，就像变了一个人。张彭春发现这是个好演员，排演《国民公敌》时让他扮演女主角。后来排《娜拉》，张彭春再次把扮演女主角娜拉的重任交给他。《娜拉》是一出很难演的戏，没有起伏跌宕的戏剧情节，戏的中心围绕着女主人公娜拉的内心活动来展开，全剧演出成功与否完全靠这个人物的表演。万家宝没让导演失望，他把娜拉演活了，精彩到了乱真的地步。人们不能想象，台上那个风姿绰约的西方女郎竟是由一名中国小伙子扮演的。 张彭春预见到万家宝前途无量，将自己珍藏的一套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给了他。万家宝后来说，易卜生是现代戏剧之父，对自己的一生创作影响极大，为此他十分感激张先生。 30年代，万家宝在天津河北女师任教，曾多次回母校参加演出。1934年为庆祝南开中学建校30周年，在新落成的瑞廷礼堂，张彭春和万家宝携手合作，重演《新村正》，并邀请林徽因担任舞台设计……所有这些都使得校庆日锦上添花。 转年，南开新剧团演出《财狂》，万家宝再次返回南开舞台，在九先生执导下扮演主角老吝啬鬼，真是把这个人物演绝了。此次演出轰动了华北文艺界，天津的《大公报》出了特刊，《益世报》出了专号。著名作家郑振铎、巴金、靳以等专程从北京赶来观看。 1936年，已是著名剧作家的曹禺在《雷雨》的序中深情写道：“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在张彭春的艺术生涯里还有两件大事：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他任剧团顾问兼总导演，1935年梅兰芳访苏演出，他再次出任顾问兼总导演。 梅兰芳剧团在美演出时，最初美国观众因听不懂戏词，中途退场的现象屡有发生。张彭春便想出一个办法：每场开演前，他身穿礼服出现在舞台上，用流畅的英语向观众讲解中国戏曲的特点，并对即将演出的剧目内容作一简明介绍，最后强调道：“中国京剧是古典戏剧的精华，只有文化水平高又有修养的观众才能欣赏。” 经他这么一讲，观众不但对剧情有所了解，而且都愿做个“有修养”的观众，所以演出效果极好，场内鸦雀无声，再没人中途退场了。局面一下子就被这位长着聪明大脑袋的张先生扭转了过来。 梅剧团访美把中国京剧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引起世界瞩目，这都与张彭春的工作分不开。作为剧团的顾问兼总导演，他既对中国京剧进行大胆的革新尝试，如废除检场制度，净化舞台，不能为开打而开打，改良剧本，力求精炼集中，减少纯交代性的场次等。同时他又从中国传统戏剧中为刚自欧美移植过来的年轻的话剧汲取了丰富营养，在京剧与话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张彭春与梅兰芳的愉快合作，使梅兰芳永志不忘。1935年苏联政府邀请梅剧团赴苏演出，梅兰芳再次聘请张彭春出任顾问兼总导演。当时梅剧团里有个武生演员，觉得张彭春是搞话剧的，对让他来当京剧导演有点不服气，排戏时便故意“泡”。张彭春耐心地一遍一遍教。最后那个演员心悦诚服：“敢情张先生还真有两下子！” 别人笑道：“你这才知道？连梅大爷都得听他的！” 梅兰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观看了梅兰芳的表演，苏联艺术家们举行座谈。具有创新精神的戏剧导演梅耶荷德激动地说：“梅先生的《打渔杀家》，没有任何布景，父女俩划着双桨，表现了江上风光，使观众在想象中感受到江上生活的诗意。这种手法十分高明，我非常钦佩！梅博士的面部表情，特别是善于用眼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心活动，令人叹服！梅先生的手势可真叫绝，让我们这些语言不通的外国观众也能理解剧中人的思想感情，这是咱们应当用心学的地方。看了梅先生的手势，我觉得咱们一些演员的手应该砍掉！” 此时，因反纳粹而流亡苏联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也在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是三个不同艺术流派，被称为“世界三大演剧体系”。三大体系代表人物的聚会成了戏剧史上的盛事。张彭春能同大师们荟萃一堂，感到三生有幸，也得到很大收益。 访苏演出，梅兰芳不仅获得极大荣誉，而且促成了他艺术的一次飞跃。为答谢张彭春和南开对他的支持与帮助，第二年金秋季节，梅兰芳专程赴津，到南开中学拜会张氏二兄弟。 抗日战争爆发，张彭春受政府委派到英美等国宣传抗日，从此离开南开。1946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1947年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加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自从进入外交界，张彭春便中断了教学生涯及情有独钟的戏剧生涯。但他对戏剧不能忘怀，也无法忘怀，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情。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彭春回国在重庆南开中学度假，重排了他20年代的杰作《娜拉》，作为祝贺南开校庆的献礼。这次重排让他又过了一把导演瘾。也正是那次重排，成了这位“中国第一导”的最后一次执导，从此他的戏剧活动便画上了句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