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开先后上学11年（1942—1947年重庆南开中学，1947—1949年天津南开中学，1955—1959年南开大学）。在离休后，步入古稀，回顾人生时，深感南开的“公能”校训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使我对母校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更加怀念。虽然记忆力已开始减退，可是当年南开的人和事仍然记得很多很多。在南开大学80年校庆和自己毕业40周年之际，仅借一件“小事”来抒发对母校的怀念之情。

1956年，在一次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年事已高的刘披云校长就大中路的时钟时常出现误差做了自我批评，并提出了今后保证始终准确的措施。

这件事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可是在五六十年代，却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任何计时器。我从天津南开中学参军南下时，只有团级干部能有“派克钢笔游泳表”。而我这个1951年成为“区营级”的人，在1952年去广东调查农村经济时，用了一个月的包干费（供给制的实物全部折发现金），才从当地干部手里买了一只漏水的瑞士“粗机表”（只有15钻）。修来修去用了18年。在这种条件下同学们生活学习掌握时间，除了听上下课的电铃，听广播社的广播以外，就要依靠各公共场所悬挂的钟表了。大中路的时钟也就格外重要。

离开南开中学6年多，又进入南开大学学习，感到格外亲切。从东站乘迎新的大卡车进入学校东门，首先注意的就是马蹄湖南边挂在路中央的电钟。因为迎接我们的同学在车上已告诉我们：“大中路上的电钟大极了，从下面经过，需要5至15分！”原来这个笑话是指电钟两面的时间误差常常达到5到15分钟。我不知道这个钟是何时“参加工作”又何时“下岗”的。不过在1955年时，可能已步入老年，再加电压不稳和停电，就很难准确。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要依靠它。

当时历史系在第二教学楼上课，所以从入学到毕业，要从钟下走过上千次。南开学子也得有数万人曾从它下面走过。校友周恩来于1956、1958年两次返校。它都可以见证。

第一学年末，为了争取“优秀班”，大家都非常关心每个同学的成绩。那时实行口试，5级分制。每门课一人考15分钟。所以每一位同学进入考场，总有几个同学守在教学楼外，注视着大中路的时钟，焦急地等待。向每一位走出考场的同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几分”？我第一门课（中国古代史）就只得了4分。我总结了教训：答题时要理直气壮，不要过于谦逊。后来就没有再得4分。因而成为“优等生”。刘披云校长亲手发给了我奖状、奖章和奖金。我们班也成了“优秀班”。

南开有重视课外活动（特别是体育）的好传统。我刚入学就被选入校游泳代表队，参加了摩托车训练班，被选入校射击代表队。后来由于负责射击代表队的冯国诚（化学系学生，曾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排长）和叶雪芬（中文系的优等生）都接近毕业，由我接替了队长职务。因为他们打下的良好基础，在全市射击比赛中，南开大学再次荣获冠军。当我们以高昂的情绪捧着奖状，列队正步走近校门时，同学们已进食堂吃午饭，只有大中路的钟注视着我们。我们进入食堂，广播社已开始报告喜讯。后来我个人不止一次获得天津市射击冠军，也代表天津市参加全国比赛，同中文系的王南钟同时被选入国家队。

到中午下课后，学生干部经常在前往第二食堂的路上经过时钟，两三个人在一起边吃边走商量工作。记得先后商量过工作的有赵文芳、胡蔼立、鲁开荣、李群超、徐秀兰、赵滌贤……商讨过的问题现在看来有趣的有：“向科学进军”的活动；“文化素养月”的“扫舞盲”问题；在“除四害”运动中分工打麻雀的问题；大炼钢铁中，王星芙的棉袄被烧坏了，如何给她一些补助的问题；毕业前的实习，组织赴“全国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的徐水人民公社编写《白洋淀人民革命斗争史》的问题……

当然，经过钟下去参加的活动，也有另一种记忆。1955年秋，谢国桢先生给我们讲历史文选。有一篇春秋时代主张薄葬的文章，谢先生读完后，忽然高声的讲了一句：“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大家都愣了。接着，谢先生又郑重其事地说：“同学们！今天我可为政治服务了啊！”当时只觉得好笑。但近年来与老同学回忆起此事，在笑的同时，还想流泪。1957年还多次从钟下走过，参加“批判会”。我班被错划为“右派”的6名同学中，至今公方永、王友敏和王仲生没有音信。思想起来，无限惆怅。

一次暑假后返校，由于未抓紧买火车票，我只买到晚车由京赴津。又遇火车晚点，到东站已过午夜，找不到任何车辆返校。正在徘徊，忽听到有人叫我，原来是同年级的黄若迟，也在为无车发愁。有了同路人，就一起步行返校。一路上似乎未见到一个人。进了校门，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大中路的时钟已指向近3点。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总算回到学校。1995年，我系同年级近50位校友为入学50周年返校聚会。黄若迟是筹备组成员，非常热情活泼，为大家做了许多事。不料会后不久，她外出参加学术会，竟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于韶山冲。当年深夜在大中路上看到时钟地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天津大学教哲学。从此在教育战线上踉跄一生。准时上课、下课、开会……与钟表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我以南开培养的实事求是精神，在批判彭德怀时检讨了认为他没有错的思想，因而在农村度过了18年。这一生我当过解放军，党和政府的机关干部，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先后在15个单位工作过，其中高校就有5所。在高校开过三个领域（政治理论、历史、教育理论）的5门课。还教过高中化学、政治、历史。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即使是极端受歧视、受迫害的情况下，也要战斗在最前列，做出应有的贡献，因而正反两方面的众多称号都拥有过。

原因要归结为“公能”校训。“公”教我一心为公，所以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易于接受“为人民服务”和共产主义理想，而终生为之奋斗；“能”教我在校锻炼了各方面的适应能力，才能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始终战斗在最前列，这一切都离不开南开的教育。

90年代初，我作为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高校党政干部班”（校长书记后备干部）的班主任，两次陪学员到母校和天津大学“实习”。看到母校和工作过的学校的巨大变化，我心情无比激动。见到了不少当年的老师、同学和同事，真有“回到家了”的感觉。所以在各次向两校领导和陪同人员祝酒时，我都要补充说明我是校友。

虽然在大中路上没有再见到那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钟，但在南开在加速运转、前进。21世纪，南开将更加辉煌！

南开精神永存！

校友的情谊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