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
作者：步应华
一、固黄图之甲观，绀苑之香林
佛教始自印度，东流而至我国。因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加之文化包容性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遂使我国成为佛教大国。也正因此，我国佛教寺院浩如繁星，唐诗曾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诸多兰若梵刹，悠悠佛音，袅袅轻烟，满足着僧人安居修持、信徒虔敬膜拜和游人参观游览等不同需求。这些营造于不同朝代、星散于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有大德高僧化缘兴建的，有十方信众布施筹建的，有富足居士发心舍赠的，也有崇佛帝王下旨敕建的。而领百年王气的“中国大庙”北京雍和宫，却是直接由帝王潜邸改建而来的。
清末学者震钧在其北京风土掌故杂记《天咫偶闻》中这样表称：“雍和宫，在国子监之东，地本世宗邸，改为寺，喇嘛僧居之。殿宇崇宏，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七丈金容，人礼旃檀之像。飞阁复道，无非净筵；画壁璇题，都传妙手。固黄图之甲观，绀苑之香林也。”点明了雍和宫的地理位置和不凡来历，描述了其作为藏传佛教皇家寺院的宏美构建和梵修清境，更称赞这里是护佑帝都的甲观、绀宇梵宫的上品。
雍和宫的前身，是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登基之前的府邸，由圣祖康熙皇帝玄烨敕命建造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当时称禛贝勒府。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封为和硕雍亲王，这座府邸随之改称雍亲王府。康熙六十一年（1722），玄烨驾崩，胤禛即皇帝位，改年号为雍正，升雍亲王府为雍和宫（“迨绍缵大统，正位宸极，爰命旧第曰‘雍和宫’”——乾隆御笔《雍和宫碑》，立于雍和门前东西两座八角御碑亭内，东为满文和汉文，西为蒙文和藏文）。胤禛由贝勒到入主紫禁城，在雍和宫居住生活了近三十年时间（“念斯地为皇考藩潜所御，攸跻攸宁，几三十年”。同上）。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于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出生在雍和宫东花园如意室（东花园亦称东书院，有平安居、如意室、太和斋等建筑，楼院亭台，布局精妙，陈设讲究。原址在今雍和宫东大墙外，毁于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之时，今已无存）。雍正皇帝驾崩后，乾隆皇帝下旨按紫禁城规制将雍和宫中路建筑改覆黄瓦，将皇考梓棺奉安于当年寝宫永佑殿（“乃即殿宇而饬新之，以奉梓宫，易覆黄瓦”。同上）。乾隆九年（1744）二月初九，乾隆皇帝颁布上谕，将“龙潜禁地”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寺院。随后，在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1717-1786。章嘉活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和领袖人物之一，康熙皇帝授予章嘉一脉“黄教之事，由藏自东，均归尔一人掌管”之权）的主持下，于雍和宫内立昭泰门、建钟鼓楼、翻盖殿堂、奉安佛像，于宫外兴建供僧人居住的连房八百余间，并就管理机构设置、保障经费来源、喇嘛遴选地域、日常佛事安排等事体进行了详细规定。乾隆十五年（1750），雍和宫宫改庙工程告竣，形成了规模宏大，布局精巧，东、中、西三路鳞次栉比、宏伟庄严的寺院建筑群，诞生了这座闻名遐迩的“中国大庙”——雍和宫。
二、安藏辑番，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
关于改宫建庙的机缘，乾隆皇帝在乾隆九年十月御笔所书《雍和宫碑》中说：
我皇考世宗宪皇帝，肇封于雍邸……惟龙池肇迹之区，既非我子孙折圭列邸者所当亵处。若旷而置之，日久萧寞，更不足以宏衍庆泽，垂焘于无疆。向我皇考孝敬，昭事我皇祖，凡临御燕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夕呗晨钟……以昭崇奉……予小子瞻仰之余，间一留止，缅忆过庭……
乍看起来，乾隆皇帝改宫建庙，一是为了孝敬父皇“以昭崇奉”，二是“不失由来赤子心”以便“缅忆过庭”。这理由固然是无可辩驳的。因为其一，他对他父亲雍正皇帝极尽孝道，时时不忘父亲对他的养育深恩，父皇归葬泰陵之后，他在雍和宫永佑殿悬挂皇考影像，每年常来祭拜，直到雍和宫改宫建庙。其二，乾隆皇帝本人对雍和宫情感笃深，他从出生直到进入紫禁城阿哥所学习，在雍和宫生活了十二年（“十二幼龄才离此”——乾隆《圣制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乾隆皇帝一生写了三十一首关于雍和宫的瞻礼诗（详见《国朝宫史续编》卷之六十一），其中写有“邸地吾生长”“此室幼曾居”“缅怀趋庭日”等言辞恳切之句。
但其实，乾隆皇帝改宫建庙还有着更深层的政治考量——
雍和宫中路甬道上、王府时期的银安殿前，有一座垂脊飞檐的黄瓦御碑亭，亭内立着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皇帝81岁御笔所书《喇嘛说》碑。碑文大意：
一是讲述了他大兴黄教的根本原因——“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这里所说的蒙古，既实指蒙古，也包括西藏，泛指信奉藏传佛教的广大地区）”。乾隆皇帝先谈了他对佛教特别是对藏传佛教的基本认识，并通过回顾元明两代尊崇藏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中黄教的发展历史，继而得出“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即达赖和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结论。
二是阐明了他之兴黄教与元朝皇帝兴黄教的不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乾隆皇帝列举了元朝因尊崇黄教策略不当而致喇嘛妨碍政事甚至为害四方的诸多弊端，批评了元朝“民殴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断舌”的错误政策，进而表明“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
三是创建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金瓶掣签。首先，他认识到“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转世灵童）。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转世活佛），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接着，他分析了活佛转世因制度不完善、管理不规范而出现诸多问题以至闹出笑话甚至引发战事的积弊，“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但如果不行活佛转世之法，“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他认为，从达赖一世到七世的转世，总体比较公允——“其出世且非一地，何况一族乎。”但后来的情况是，蒙藏地区的几大转世活佛体系，“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甚至还闹过笑话——“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总领外蒙古藏传佛教的活佛）圆寂后，因图舍图汗之福晋有娠，众即指以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甚至还发生过“红帽喇嘛沙玛尔垂涎札什伦布财产，自谓与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及仲巴呼图克图同系弟兄，皆属有分，唆使廓尔喀滋扰边界，抢掠后藏”之事，“若不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授受，必致黄教不能振兴，蒙古番众猜疑轻视，或致生事”。继而乾隆皇帝说，“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怎么办呢？他说：“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供奉于大昭寺），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关于掣签的程序，他规定，“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四大护法）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掣签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至于西藏以外的活佛转世，“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乾隆皇帝也指出，虽然这种办法“不能尽去其弊”，然而“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还是“大有间矣”“或略公矣”。——这就是“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办法的来历！这一“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的活佛转世制度，被写进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从法律层面规范了转世灵童的认定，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得到了信奉藏传佛教的地区和人们的高度认同，成为历史定制。
乾隆皇帝认为，将雍和宫改宫建庙，更利于团结蒙藏民族，同时也“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祖宗之法。有清一代，朝廷不再延续前朝修筑长城的做法，改用“以政御民、以教御心”策略，广建寺庙“绥靖荒服，柔怀远人”。文治武功、不失寸土，是乾隆皇帝安邦治国的一贯思想。他表示：“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七）为了更好地“安番众而靖边圉”，乾隆皇帝继承发扬祖宗之法，把自家的“潜邸”奉献出来改宫建庙，将“宏宣德化以尽怀柔之道”做到了极致。到“耄近归政之年”，积五十年治边之成就，奋大半生执政之威德，一举宣布王法治教的纲领性宣言《喇嘛说》，优崇正信正行的，打击惑众乱法的“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以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实现止战安边、“安藏辑番，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政治目标。为把这一基本国策固化起来、坚持下去，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初四日，在雍和宫改庙50周年之际，乾隆皇帝亲诣雍和宫拈香，特颁训谕，强调雍和宫不得改作他用，永为庙宇；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再颁谕旨，重申“雍和宫必当改为佛宇，断不可作为王府”，子孙后代要“永远钦承，用昭法守”。
三、法慧耀星汉，功业驻长河
雍和宫改宫建庙，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证边疆稳定和延续黄教法脉等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联结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区中所起的桥梁纽带作用，更是无以替代的，甚至可以说，雍和宫是朝廷通过藏传佛教来处理蒙藏事务的政治中心。
雍和宫改宫建庙，得到了蒙藏僧俗的热情拥护。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巴丹益希（1738—1780）对“在京立庙”“不胜欢欣”，分别向朝廷呈书“感佩洪恩”。七世达赖喇嘛为此进献《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41幅（首幅写“祝大皇帝福寿安康、祝雍和宫永远兴旺”藏文殊胜祝词，唐卡现全部完好保存在雍和宫万福阁）；还以大量宝物自廓尔喀（今尼泊尔境内）换得巨大白檀木一根，辗转运抵北京，由内务府精工雕作成总高二十六米迈达拉佛（弥勒佛）立像一尊（立于万福阁内，为先立佛像再建殿堂。此佛像1990年以全世界最大独木雕佛教造像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时任西藏郡王颇罗鼐（1689-1747），为此向雍和宫敬赠高一米一铜质鎏金释迦牟尼说法像一尊（现供奉于雍和宫法轮殿内，为镇宫之宝）。
乾隆皇帝注重培养和联系与朝廷关系友好、在藏传佛教界有崇高威望、在蒙藏地区有号召力的转世活佛，以融洽与蒙藏地区关系、减少不必要的用兵。继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主持宫改庙之后，相继有很多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来雍和宫任职，包括七世济隆·洛桑贝丹坚赞活佛（1708-1758）、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活佛（1721—1791）以及多名驻京呼图克图。从雍和宫改庙开始，乾隆皇帝就有计划地在雍和宫内外修建佛仓（大小不一的四合院，用途类似公馆），安排来京活佛常驻，形成了驻京呼图克图制度。雍和宫的佛仓主要分布在昭泰门外辇道两侧和东书院周边，包括洞阔尔、萨木萨、诺们罕、阿嘉呼图克图等住用的“内围子佛仓”，以及土观、济隆、果蟒、那木喀呼图克图等住用的“外围子佛仓”。这些佛仓中，曾经居住过一大批为蒙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而奔波的大活佛，他们为朝廷平定内乱、收复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爱国爱教的千秋佳话。
雍和宫改庙后，在西藏、蒙古等我国西部、北部地区有着极高的声望，藏传佛教界领袖人物、活佛高僧频繁往来，有的终身在此潜心梵修、续佛慧命、宏法利生。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祝寿入觐北京，在雍和宫举办了一系列法事活动，包括设坛讲经、为僧人授戒（现雍和宫内的班禅楼和戒台楼，就是当时乾隆皇帝为迎接六世班禅改建的）。嘉庆十七年（1812）、道光十九年（1839），四世、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分别来雍和宫礼佛宏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进京朝觐光绪皇帝，在雍和宫驻锡三日，举办法会，讲授佛法，布施僧饷。
在雍和宫宫改庙的同时，设立了“参呢特殿”，即显宗殿；“温度孙殿”，即密宗殿；“扎宁阿殿”，即时轮殿；“额木奇殿”，即药师殿，创建了完备、系统的学经组织。从内蒙古49旗、外蒙古7部及藏区遴选学僧入雍和宫学修佛法（据清《理藩院则例》，雍和宫喇嘛定额504缺），“供给钱粮，免其官差，按照昭地学院之例管教”，形成雍和宫僧团，开启了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专业化系统培养僧才的先河。雍和宫“四学殿”教师，由达赖喇嘛奉旨从西藏三大寺以及上下密院选派，讲习佛教经论、培养“遵国政、谙例律、知举止”宗教人才。大批学有所成的僧人，或返回故地演教宏法，或留京参与处理蒙藏地区的民族宗教事务。历史上，多名雍和宫堪布出任西藏摄政：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活佛乾隆二十七年（1762）奉旨进京任雍和宫堪布，乾隆四十二年（1777）奉敕回西藏担任摄政；乾隆五十一年（1786）奉旨回京掌管北京藏传佛教事务，乾隆五十五年（1790）再次奉敕入藏担任摄政。此外还有八世济隆活佛、二世策墨林活佛等先后出任摄政职务。
历史上雍和宫的主要宗教职能是诵经，包括“内课”“随营”“本课”三种。所谓“内课”，据《大清会典》中《中正殿雍和宫喇嘛念经定例四十一条》规定，雍和宫喇嘛每天都有为皇室祈福诵经或举办佛事活动的任务，地点主要在中正殿、养心殿、西花园、毓庆宫、北海阐福寺、景山关德殿、圆明园清净地等处；每遇朝廷重大活动，如皇上万寿、皇子出生等，均需遵例念经。所谓“随营”，即指在军营中的经差，凡遇清帝亲征、行围打猎、阅兵安扎御营，或郡王出征安扎“八旗行营”，在安营前诵《曼陀罗净坛咒》，安营时诵经清净地面，安营完毕再诵经“散祟”，然后开营驻兵。所谓“本课”，即指在雍和宫本寺内诵经，除白天诵经外，凌晨还有“早经”。
乾隆皇帝为雍和宫设计了政教分离的管理体制。一方面，把行政管理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雍和宫直属朝廷，由皇帝选派宗室王公一名担任“领雍和宫事务大臣”，总管雍和宫事务；如遇“领雍和宫事务大臣”缺出，则由理藩院尚书、左右侍郎联衔开列清单，请旨简派。在“领雍和宫事务大臣”之下设“总理雍和宫东书院后佛楼事务大臣”，一般从王公或一、二品文武官员中选派。再于雍和宫内设文案房、经坛房和造办房，分别负责文书管理、僧人念经和佛像造办等事。另一方面，“从宜从俗”，把宗教事务权交给喇嘛，在理藩院喇嘛印务处下设立“管理雍和宫总堪布喇嘛”，一般由驻京呼图克图担任，是雍和宫最高僧职。其下设“扎萨克喇嘛”“苏拉喇嘛”“德穆奇”“格斯贵”等职位，基本按照学校的管理方式组织宗教事务。这种政教分离管理模式，既保证了雍和宫正确的政治方向，又保证了喇嘛自由地演教宏法。
雍和宫改宫建庙，有清一代，确实在政教两个方面都实现了乾隆皇帝的预期。乾隆后期以降，蒙藏地区总体保持了安定，藏传佛教得到了适应国情的持续健康发展。
法运常随国运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雍和宫未能幸免，东书院被日本侵略军焚毁。随后，内忧外患，时局动荡，但雍和宫的名字始终与“维护国家统一”“政治纽带”“救国救难”等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雍和宫仍是沟通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重要桥梁，金瓶掣签照常举行，先后掣签认定了青海塔尔寺寺主活佛七世阿嘉·洛桑隆多久迈丹贝坚赞以及内蒙古五当召甘珠尔瓦活佛、隆寿寺温布札木苏活佛。在此期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1883—1937）多次来雍和宫礼佛说法。十三世达赖喇嘛仍按照历史定制，派遣哲蚌寺罗桑巴桑、色拉寺罗桑策殿、甘丹寺罗桑仁增出任雍和宫“四学殿”堪布。192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色拉寺堪布贡觉仲尼（1883-1944）任雍和宫堪布，按照十三世达赖喇嘛“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指示要求，贡觉仲尼殚精竭虑，致力于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维护西藏稳定、促进西藏发展，为维护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雍若春生，和兮物识
大江流日夜，代谢成古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雍和宫也随之进入复苏的春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雍和宫古建修缮、文物保护、宗教活动恢复给予了亲切关怀。1952年5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雍和宫，强调要保护好雍和宫，并安排国家财政拨专款对雍和宫进行修缮。1954年4月17日，毛泽东主席视察雍和宫，与寺内僧众亲切交谈，勉励他们多学知识，用宗教为人民服务。同年4月25日，刘少奇副主席视察雍和宫，详细了解了雍和宫的历史和僧众学修情况。同年5月8日，朱德总司令视察雍和宫，勉励僧众一定要把雍和宫管理好、保护好。
沐浴着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阳光雨露，雍和宫走上了爱国爱教、续佛慧命、利益群生的金光大道。1952年至1953年，国家拨款对雍和宫进行了全面修缮，重现了昔日雕梁画栋、金装绣裹的华美与庄严。1961年3月，雍和宫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2月，雍和宫全面恢复宗教活动并正式对社会开放。1983年，雍和宫被确定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1995年，雍和宫被批准为“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2000年，雍和宫佛学院建成并投入使用。自1981年开放以来，雍和宫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僧团爱国爱教、僧人正信正行、佛事如法如仪，接待游客信众数量逐年上升，2019年国内游客信众达258万人次，在繁荣佛教文化、调适民众心理、辅助社会治理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雍和宫作为我国藏传佛教对外宣传的独特窗口，年均接待外国游客信众45万人次，先后接待过200多位外国元首、地区政要，50多个外国宗教团体，为增进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友好交往发挥了积极作用。可谓盛世垂照，勋业有光：
因缘殊胜，班禅大师情系雍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藏传佛教杰出领袖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多次到雍和宫行香礼佛、讲经说法、指导工作。1986年5月，大师在雍和宫勉励僧众：“一切宗教活动都要在爱国的前提下进行。大家首先要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其次要爱教，遵循佛祖的教导，严守戒律，学好宗教知识，多做善事，弘扬佛法。……按照佛教的教义，多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与雍和宫因缘殊胜，雍和宫也是他演教宏法的重要场所。1996年11月22日，十一世班禅坐床周年纪念法会在雍和宫举行；2002年2月19日，大师在雍和宫举行无量寿佛灌顶法会；2005年10月、2006年10月，两次在雍和宫接受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藏传佛教高级学衔“拓然巴”获得者朝拜；2008年5月21日，在雍和宫主持为汶川地震遇难同胞举行的祈愿法会；2010年6月2日，在雍和宫主持为玉树地震遇难同胞举行的“七七”祭日祈愿法会。
绍隆佛种，传承法脉僧才辈出。1981年，学识渊博、慧达显密、精通梵文、蒙文、藏文的嘉木扬·图布丹进入雍和宫讲经课徒、辅政宏教。图布丹大师担任雍和宫住持后，注重加强佛学研究和僧才培养，主持完成多部佛学经典翻译，因材施教培育后学。大师告诫弟子：“自未调伏，而调伏他，无有是处。”就是说，能用佛法说服别人的人，一定要首先说服自己；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而使别人心悦诚服，是不可能的事。大师不仅如是教导弟子，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精进佛学、勤修正法，九十多岁高龄仍坚持每天念经做功课，广积福慧资粮，成为佛教界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被藏传佛教界尊为“至尊上师”，十一世班禅誉他为“众生慈父”。因缘际遇，现任住持胡雪峰（法名罗桑·散木丹）同于1981年到雍和宫出家，十世班禅大师的经师为其授戒，自此以戒为师，严修慧学，2009年接任住持，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在僧才培养方面，胡住持与时俱进、因材施教，坚持以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为目标，着力培养造就“三种僧才”：广学多闻，善于讲经说法的学问型僧才；德行圆满，善于持戒清净的修行型僧才；慈悲为怀，善于智慧办事的管理型僧才，为佛法宏传、教务管理、服务社会、利益众生提供人才保障。
契理契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图布丹大师翻译出版了蒙藏合璧佛学词典《智慧之源》，与人合作校订了藏文《四部医典》，撰写出版了藏文版《释尊本生传记》《吉祥果聚塔缘起及佛塔简论》《乌兰活佛传》。胡雪峰住持单独或与人合作撰写、编译出版了《藏汉蒙佛教日诵》《藏汉蒙对照无上瑜伽部大威德金刚十三尊成就仪轨》《藏汉蒙对照佛教语法辞典》等。还有常少如主编的《藏传佛教古寺雍和宫》，牛颂主编的《雍和宫唐喀瑰宝》《雍和宫佛像宝典》《雍和宫》，黄崇文的《历代班禅与雍和宫》，陈观涛的《话说雍和宫》，马兰、李立祥的《雍和宫》，徐新华的《雍和宫蒙藏佛教造像艺术》，邹爱莲、鲍洪飞等主编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24册）等，雍和宫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系统性明显增强。2010年，胡雪峰住持创办了《雍和宫》期刊作为结缘品赠送信众，受到广泛欢迎。
众善奉行，公益慈善惠及四方。胡雪峰住持始终强调，爱国爱教是佛教立足社会的根本，他要求雍和宫僧人出家不忘爱国、修行不忘济世。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雍和宫始终以服务社会、利益众生为己任，积极支持、主动参与扶危济困、赈灾救难、捐资助学等社会慈善公益事业，2006年以来，累计为社会公益慈善捐款捐物金额超过3000万元；2013年开始，每年投入600万元免费为游客信众提供环保香，既回馈了社会，又保护了环境；2020年，为抗击新冠疫情，捐款300万元。在国际援助方面，雍和宫出资制作了一尊以紫铜和黄金为材料、通高21米（含底座和背光）的弥勒佛像，捐赠给蒙古国达西乔依伦寺，帮助该寺实现造福信众、利益群生的愿望，在隆重的大佛迎请仪式上，与会蒙古国政府官员、驻蒙外交使节纷纷表示，雍和宫捐赠大佛的善举，是中蒙两国宗教界的盛事，既密切了两国宗教界的联系，更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夯实了基础。
守法持戒，寺院建设清静庄严。党的十八大以来，雍和宫进入了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崭新阶段。在“一堵红墙，两种信仰”环境下，管理处和庙管会配合密切，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和谐关系，共同引导僧团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自觉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胡雪峰住持以戒为师从严治教，以爱国爱教为指针，以宏法利生为目标，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民主管理，按照“三好”理念（身要做好事、口要说好话、心要存善念）建设“三境”道场（场所干干净净、道场安安静静、僧俗恭恭敬敬），在全国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中走在前列。胡住持坚持为广大信众“讲当代的佛法”，带头对教义教规作出通俗易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开示信众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涵养，广大信众表示听得明白、听得进去。凡此种种，有口皆碑，展现着雍和宫“僧像僧、庙像庙”的“中国大庙”形象。
五、时雍协和，任重道远
“雍和”者，和谐和睦也。《论衡·艺增》中有：“欲言尧之德大，所化者众，诸夏夷狄，莫不雍和。”《后汉书·鲁恭传》里说：“霸少丧亲，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雍和宫”宫如其名。
今天，雍和宫集世界著名宗教场所、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和北京知名旅游景点功能于一身，格鲁派僧人在这里供养诸佛、观想修持、如法如仪举办宗教活动，国内外游客信众在这里旅游参观、礼佛敬香、如痴如醉领略佛教文化。雍和宫已经成为宣传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要阵地、展示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和谐的重要窗口、发挥民间外交作用的重要平台。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有利于更加坚定雍和宫爱国爱教、正信正行、服务社会、利益群生的立庙宗旨。在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指引下，雍和宫任重道远也必将行稳致远。
一是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守正创新，在宗教中国化实践中走在前列，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二是自觉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学习好、贯彻好《宗教事务条例》和《宗教团体管理办法》，持续加强教风建设，树牢国大于教、国法大于教规、僧人首先是公民的意识，垂范信众、开示信众、服务信众、利益信众。
三是继续发挥团结蒙藏地区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信奉藏传佛教地区和藏传佛教寺院的联系，发扬传统，不负众望，为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和谐多作贡献。
四是加强文物保护，推动“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实体建设，把因受场地限制而秘藏起来的珍贵文物展陈出来、利用起来，让珍贵文物走近游客信众、讲述厚重历史、净化群生心灵。
五是深入开展与台港澳联谊和国际交流活动，当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宣传者、宗教文化的交流者、和平使命的传播者，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祈愿雍和宫增辉佛门、添彩祖国，与天不老、与国无疆！
（作者为北京雍和宫管理处主任、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馆长。本文发表于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2021年第6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