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建党28周年之际，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表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体系。有的同志就问了，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是空穴来风，其他国家不叫人民民主专政。前苏联叫无产阶级专政，东欧也叫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叫人民民主专政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为人民和民主是我们惯用的政治思维，另外从当时考虑，因为民主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在里面，所以当时叫人民民主专政。后来我们知道转变了，从现在来看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本质内涵来讲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内涵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以后，我们需要有国名来表现，现在我们知道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在这之前，对国名的抉择也是煞费苦心的。从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第一次提到我们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意。但到1948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又更多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突出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用了，到底用什么名字？1949年政协筹备会期间进行抉择的。当时黄炎培、张志让主张用什么名字呢？中华人民民主国，把“共和”给省掉。因为民主和共和，它的意思是说democratic（民主）和republican（共和）在西方的意思相近，没有必要重复。但是这时候有一个人，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站起来说，他说人民和民主重了，因为人民就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的，所以没有必要把人民和民主重了，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奚若的意见提出来后，政协委员一致赞同，名字是这样来的。现在有一个观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张奚若，是民主党派提出来的，这也不对。刚才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提出是任弼时提出来的，后来我们不怎么用，后来为什么采用民主党派的观点呢？表明了我们当时虚心接纳各阶级、各党派意见的胸怀，但最早提出还是共产党提出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国体怎么确立的。

第二个问题，政体。我们知道政体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形成和确立，应该说共产党确立得比较早，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实践。我们跟苏联学的，苏联叫苏埃代表会议，苏埃代表会议就是人民代表会议，我们叫人民代表大会制。我们在七大之前都已经确立了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这是我们的设想。只不过跟蒋介石合作期间，我们没有实践，我们用的是参议会制，因为这个跟蒋介石是统一的。我们当时在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在重庆，搞的是参议会，通过三三制的政权，选举产生政府。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回忆，当时就是一国两制，我们跟蒋介石搞的不同，也有区别。现在提出打倒蒋介石了，肯定要把蒋介石的参议会制，蒋介石的国会制要废除掉，重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当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首先是党内对它还产生一些疑虑，因为人民代表大会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战时背景下还很难付诸实践。另外，民主党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不抱有希望的，因为民主党派号称中国革命史上第三种势力，他的政治主张就是政治上学习美国，经济上学习苏联，调和国共，兼亲苏美，政治上学习美国的，所以有两个困难。我们怎么解决的呢？首先是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在47年10月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党派纷纷转入地下，有的转到香港去活动。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党派彻底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宣告了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破产，后来被迫跟着共产党走了。我们1948年4月30日发表五一建国口号，当时民主党派都在香港，发生“五五通电”，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且说太阳就要出来了，这是马叙伦说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内部，我们通过七大，通过七届二中全会也逐渐形成共识，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党内外形成共识。人民代表大会制，我们知道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中央人民政府，这是一个政权合法的途径。如果一个政权不是选举产生的，那是不合法的。我们现在来看，当初我们设计也是这样设计的，先召开政协，因为政协不用选举产生，现在政协也是推荐选举产生政协委员。通过政协来商量人大怎么召开，当时是两步骤的建国，从政协到人大，再产生到中央政府，是这样设计的。当时我们1948年4月30日的建国口号准备邀请180位代表到东北或者西柏坡，后来决定在北平召开一个小政协，商议人大怎么召开，怎样选举中央人民政府，这是两步走的建国路径，也是合法的建国路径。但是后来形势变化了，因为我刚才讲到了，蒋介石当时计划打倒蒋介石，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时间需要很长。但是，现在1948年底的时候，我们感觉不需要那么长了。毛泽东也没有料想到胜利来得如此之快。这样我们建国就摆在议事日程，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就摆上议事日程。如果按照两步走的建国程序来不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和民主党派、共产党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修改原来的建国程序，一步走，通过政协产生政府。但是这个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政协我们都知道不是选举产生的。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意味着政权不合法。到现在西方，包括前苏联的一些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那时非法中的合法，我们做了一些弥补措施。怎么弥补的呢？当然我们是两难中的一种抉择了，一个建国提上议事日程，迫在眉睫，召开人大又不行。在两难中我们采取了一步走建国程序，通过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我们怎样弥补的呢？首先要扩大政协代表的面。另外增加它的人数，原来180人，现在增加到662位代表，毛泽东说他相当于一个人民代表大会。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我们1949年6月15日政协筹备会召开，9月21日政协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样一来，我们就决定了当初建国之初的政权是过渡体的政权，一来名义上是政协代替了最高权力机关，人大没有召开，到1954年召开，但政协代行最高权力是名存实亡的。因为通过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它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它产生了其他机关。政务院也不是最高行政机关，因为政务院跟部委的关系不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而是一种协调指导的关系，这些部委、地方、政府都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所以周恩来还兼任了外交部部长，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政务院当时也不是最高行政机关，最高行政机关、最高权力机关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肩挑了，这是有过渡的体制，到1954年就理顺了，1954年以后，第一届人大召开之后，就理顺了这个关系。这是第二个问题，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怎么来的。在建国之初，建国前夕的一个过渡体制，怎样看待合法与非法的问题，我们弄清楚。

第三个问题，政党制度。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个政党制度是怎么抉择过来的？为什么没有选择一党制，前苏联、东欧搞的是一党制，为什么从中国国情出发呢？我们要分析，也是我们现在驳斥当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利工具，理论问题从历史中，以历史的依据来分析和驳斥最有说服力的，理论问题，往往从理论来驳斥理论，往往显得有些空洞，没有说服力。下面来简单分析一下。

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就面临着和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共产党孤军奋战，关门主义，肯定会是失败的。所以“党的建设”是一大法宝。这个我们有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的时候这样说的，中国要成立各党联合政府，是一个历史法则，任何人都是不能违背的。说得很清楚。共产党人绝对不会搞一党制，搞一党制是违背历史法则，这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在1947年10月10日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以后，政党机制怎么抉择，我们肯定要把蒋介石、大地主、大的国民党排除在外。有没有一党制的考虑呢？之前答案没有揭秘，大家都是持否定态度，说没有。因为这是1945年的时候，我们确定了搞多党合作制，是确定的历史法则。实际上苏联解体以后，在2003、2004年，我们挖掘了一些档案，因为毛泽东确实在建国前夕有过一党制的考虑，但是这个考虑我把它形容为左顾右盼，根据是什么？毛泽东搞一党制的根据是什么呢？1947年11月他发了一封电报给斯大林，斯大林明确说到，共产党成立之后，其他党派将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将只会由共产党一党存在，这就是一党制的根据。1948年4月，斯大林回电说他不同意，在中国现在还是搞多党合作制比较好。一来一回，有的学者，包括现在俄罗斯的学者，以此为根据，说中国搞多党合作是斯大林告诉我们的，确实斯大林有一份电报，1948年4月，毛泽东是1947年11月份去电。真实的背景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来考虑一下。首先要分析毛泽东为什么搞一党制，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之前说那么斩钉截铁，现在说要搞一党制，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我们要联系当时的背景，1947年10月当时是什么背景呢？恰恰蒋介石宣布民盟解散，民盟当时是最大的民主党派，号称三分天下有其二，三万民主党派，民盟占了两万。当时宣布民盟的非法团体，蒋介石宣布，民盟被迫在国内宣布解散。这样一个事实在毛泽东的眼里、心里是不是产生这样的错觉，民盟解散了，其他党派也纷纷会解散，所以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我觉得更多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的。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发生转变了，在1947年12月，斯大林是1948年4月，不到1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又回到原点，什么原点？多党合作制的原点，1947年12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要搞多党合作制。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毛泽东为什么又回到原点呢？还是从当时的背景出发，民盟虽然被蒋介石宣布解散，但是没有真正的解散，在香港又重新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它的合法性，这在国内是非法的，毛泽东一看这个现象，原来如此，民主党派不会解散。民主党派不会解散，对中国当然好了，所以他又回到了原点搞多党合作制。我们通过毛泽东1947年12月在政协扩大会议上，也可以驳斥斯大林1948年4月来电以这个依据来说我们搞多党合作制是斯大林告诉我们的。因为之前已经回到了原点，斯大林，我们通过建国前夕、建国后，中央领导人去苏联访问，斯大林是很担心中国多党合作制，对其他民主党派，说共产党赶快召开人大，在政权中牢固你的地位，然后把其他民主党派踢出去，因为苏联本身搞的是一党制，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多党合作制重新回到了原点，为什么有一党制的左顾右盼。这样一来，1948年4月30日，建国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到解放区来，召开政协，同时商量人大怎么召开，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也纷纷到了解放区，到了东北，重心拱北，通过三批，把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转移到解放区。到1949年6月15日政协筹备会，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我们有民盟、民革、共产党三党召集的，当时有11个民主党派，后来我们合并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民革，另外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了，现在8个民主党派就这么来的。

在建国之初，我们确实实实在在的履行多党合作制的诺言，我们看一看建国之初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六个人，中共人士我们都知道，有朱德、刘少奇、高岗，非中国人士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1：1，政务院总理是周恩来，副总理有四个人，中共人士是两个，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陈云。非中共人士也有两个，一个黄炎培，一个郭沫若。当时28个部委、正部长，民主党派占了当时15个左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是沈钧儒，民主党派。当初我们建国初的中央民主政府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所以建国之初，我们的经济为什么恢复得那么快，到1952年就恢复了1936年最高水平，和七大民主党派积极加入政府建言献策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民主党派在国民党时代丧失信心了，丧失做官的信心了。黄炎培已经70多岁了，国民党时代做官都做怕了，建国之初，周恩来去他家去了三次，黄炎培说我年事已高，不堪胜任。说这是为人民做官，为人民做事，是自家的事，你不得不做。黄炎培感动的就出来了。林垦部部长陈希，周恩来一去他家，他说年事已高，不堪胜任。周恩来就说，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后来感动了，他也说了感慨，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这样一批人出来做官，纷纷建言献策，也同时消除了各阶级、阶层的疑虑，体现了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力量。当然，我们这之后发生了一些曲折。特别是文革期间。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些举措，但是我们和建国之初比较，我们还看出了一些悬殊，民主党派担任正部长，副委员长、副主席不算了，正部级的就两个，一个是科技部部长万钢，一个是卫生部部长陈竺，但是我相信这种局面是越走越宽的，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同时以史为鉴，从建国初期的实践可以作为借鉴。当时很多共产党人想不清楚，说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丝的功劳，在革命年代老跟我们作对，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呢？让他们有职有权呢？让财政养着他呢？当初我们计划，共产党的经费由党产来解决，后来毛泽东说了，不用党产来解决，全部吃财政。因为共产党的经费用党产来解决，民主党派没有党产，人家就有话了，所以一碗水要端平，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所以禁止党政机关，经营性事业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建国前夕毛主席说了，共产党取消党产，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经费开支都从财政开支，这是我们讲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放下一党制。

第四个问题，国家结构问题。国家结构，我们都知道现行的国家结构，联邦制、单一制，中国是怎样的国家结构呢？同志们肯定这样回答，中国是单一制，对，又不尽对。因为我们从小学课文一直这样学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再具体的分析，如果把台湾、香港、澳门包括进去，能说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吗？香港、澳门、台湾能够单独参加奥运会，台湾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你说美国的州有这样的权力吗？中国的国家结构是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如果从大陆主体来看它是单一制。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大陆主体的问题，是怎么抉择的，主要讲民族区域自治是怎么来的。我们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这个问题现实性很强。我们都知道现在不光是中国，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最近中东北非也更多的掺杂了民族的问题，民族纠纷。

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疆独、藏独，2008年3.14打砸抢，2009年7.15驱汉事件，疆独、藏独，就是以第十四氏达赖，达赖1935年，今年76岁，还有疆独的代表热比亚两人沆瀣一气。达赖我们都知道，年年都派代表跟中央政府的代表谈判，都是无果而终。因为达赖这几年有一个主张，他要搞一个大藏区制度。大藏区制度，包括西藏、青海的90%、宁夏的一部分、四川的一部分、贵州的一部分、云南的一部分，9千万人口，占了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搞一个像香港、澳门这种制度的大藏区、特区，当然我们是截然否定的。因为西藏和香港、澳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毫不动摇的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达赖在海外影响很大，所以美国一个调查机构，说达赖在美国青少年心中的地位是偶像，比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还高。我（张旭东）是去年2010年6、7月份到意大利学习，我在罗马市中心，穿越罗马市中心一条河台伯河，我晚上没事去散步，当时很多集市，其中有一个印度商人，卖银器的，房里面挂了一个达赖的唐卡，我问他多少钱，说这个不卖，这个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这也反映了达赖在海外的影响。达赖提出大藏区制度我们怎样否定呢？我们从历史中否定，怎样选择民主区域自治的。共产党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提出要搞联邦制，这个我们也承认。恰恰有很多人不知道，达赖知道。我们要承认，确实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想在少数民主地区搞联邦制。比如1922年，二大就提出了联邦制，联邦制主要的是向前苏联学习，前苏联搞的是联邦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要学习他。但是我们到了30年代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下，我们搞联邦制适合不适合？因为搞联邦制势必对日本分裂中国、分裂东北带来了一些口实，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提出要搞民族区域自治的统一国家。但是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统一国家之后，联邦是否也放弃了呢？也没有放弃，我们是两条路走路，更多期待是搞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更多是到联邦的一个过渡，是到彼岸的一个桥梁，这个说法我是有根据的。包括在党的七大上，包括在1947年10月10日的《双十宣言》里面，我们都提到了要搞联邦制。想一想，七大是最高级别的会议，都提搞联邦制。《双十宣言》向全世界宣布要搞联邦制，联邦制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目当中是一种期待，最终的期待。但是在当时我们也在搞民族区域自治，47年4月份成立了第一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一方面在实践，理论也在发展。但是联邦制理论也在发展。所以两条腿走路。到底搞联邦制还是区域自治？我们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确立得最迟，也最棘手，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期待着搞联邦制，但是现在马上要建国了，你要写进宪法里面，对全世界进行公布的，如果一个国家，你的国家结构没有确立起来，证明你肯定没有统一。到底搞什么？所以在这些筹备会议期间，毛泽东特别咨询的李维汉，李铁映的父亲，李维汉资历比较老，他长期分管民委工作，李维汉做了一个比较：“主席呀，您无非担心苏联搞联邦制，你也东施效颦要搞，但是中国和苏联不一样，前苏联当时有200个少数民族，俄罗斯民族，一半一半。在十月革命之前，他们成立了一些独立国家，列宁为了团结他们一起来革命，被迫承认了它的合法性。所以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波罗的海沿岸，一下子成立了大大小小15个国家，都是从前苏联集体出去的。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很少，和汉族比较少得多。另外，中国传统上一直是大一统的国家，不适合搞联邦区。另外，马克思老祖宗也主张搞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所以李维汉的建议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同意了。李维汉，是政协筹备会的秘书长，他在政协会议期间，功劳应该是很大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政协会议筹备会期间，李维汉，功最大。但是，我们知道李维汉没有参加开国大典，这几年档案也解密了，为什么呢？以前都不知道，李维汉按计划要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后来没有去开国大典，秘书长也没有当成。现在我们知道李维汉担任了统战部的部长，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的童小鹏在《少小离家老大回》这本书里面，李维汉为什么没有参加开国大典，当时因为在建国前夕的一天，在中南海看露天电影，毛泽东、江青也在看，李维汉也在看，大家都在看，后来上厕所，也反映了当时，我们刚刚进程，条件艰苦，露天厕所，李维汉被绊倒了，个子大，爬不起来，腿被摔断了，说起来也很丑，实际上档案已经解密了。童小鹏也掉下去了，但是他个子小，很快爬起来了，掉到马桶里去了，李维汉个子大，爬不起来，腿摔了。当时周恩来很生气，严厉谴责了当时工作人员，毛泽东也很生气，但是腿被摔断了，所以后来没有参加开国大典，这是档案解密出来的，所以李维汉的建议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另外一个，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分裂，这是我们的现实原因，新中国建立前后，帝国主义，包括印度都在窥视我们边疆地区，包括新疆、西藏，包括台湾，要分裂。在1949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发生了藏族同胞驱汉事件，达赖把驱汉事件和2008年3.14驱汉事件进行比较，当时也发生了驱汉事件，幕后的操纵就是英国、印度，搞西藏独立。针对这些分裂的图谋，我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包括台湾，美国也在染指，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搞联邦制，势必给这些地区分裂带来了一些口实，所以我们提出单一的国家，也是当时防止帝国主义分裂的一个现实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提供选择，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的国家机构提出了成功的样板。所以在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很多人到内蒙古去考察，包括陈嘉赓这些委员去考察，回来之后都说好，这样加速了中共对民族区域自治的选择而逐渐放弃了对联邦制的期待。事实证明，抉择是英明的，是正确的。要不然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到现在要严重得多。

至此，通过以上国家是怎样建立的，主要讲了四大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由来，核心问题，新中国是怎样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样建立起来的。我想弄清楚这些问题，这些制度的选择，都是中共领导人，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历史中，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没有学习苏联。我们好多东西和苏联不一样，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所以，著名的美国学者头号中国通——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就说到了。中国人寻找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寻找了两三代，但终究没有寻找到。直到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是有生命力的，它必将具有长远的生命力，这是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说到的。外国人都这样评价，我们怎样评价呢？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能够更好的坚信我们政治制度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也是我们驳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力工具。所以，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就说到了，我们要永远铭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主要功绩是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基础，这是十七大胡锦涛对毛泽东的最新评价，实际上这个评价也更多的从政治制度，从建国、从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这个角度来评价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