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当年我们看得起谁
陈艳涛

她曾经在她的作品里,写过形形色色生动的女人,而她本人的经历和故事,似乎比她小说里的人物更跌宕起伏,也更精彩。

 

作家萧马之女,前夫是名作家李准的儿子——这些背景似乎注定了严歌苓将要走入文坛。

1986年,她由陈荒煤推荐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她曾是舞蹈演员,受过多年芭蕾舞训练,至今仍然保有挺拔修长的体型。她曾经当过13年兵,并作为战地记者到前线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影响到日后,她成为反战主义者,美国攻打伊拉克时,她参加过反战游行和静坐。

这一次回国,她是为了新作《第九个寡妇》的出版。此时,正赶上国内网络上的韩寒、白烨关于文学和文坛的韩白之争,这让她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代,上世纪80年代,那个意气风发、初入文坛的女孩。“青春是最傲慢的东西,想想我们过去,当时我们又看得起过谁?”那时的她,当兵、下牧场、上战场、六游西藏,她在她的青春时代活得肆意而热闹。比起同龄人,她精彩得多的经历和故事,也成为日后她写作的资料库。

2005年,严歌苓曾在复旦大学作过一次演讲,题目叫《十年一觉美国梦》,本以为她要讲的是在美国所感受到的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刺激,但被她否定了,“我是讲一个梦的破碎,是幻灭,对美国的民主、政治,摆出来的姿态,像救世主一样帮助别人的姿态的幻灭。”

她曾经称自己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而她的足迹,从中国,到美国,到欧洲,再到非洲,游牧一般的生存方式,似乎就决定了她风格、背景都跨度极大的文学作品风格。

对于自己的文字,严歌苓有种固执的坚持。她的小说《扶桑》在美国出版时,她的文学代理人希望把小说改成第三人称,否则没办法找文学出版社。严歌苓的回答是:不能改,你就不要找出版社好了。一直坚持了3年,直到1997年她的小说在美国获奖,《扶桑》才得以出版。“这个人以为美国的商业市场对我有强大的作用,他错了,他不了解我这个人。我整个的乐趣都在文字里面,商业化根本改变不了我。”

面对面

《新周刊》:你在1986年就加入作家协会?算是作协里最年轻的作家了吧?

严歌苓:嗯,差不多。大概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一出来,年底就加入作协了。

《新周刊》:当时中国作协和文坛是什么样的状况?

严歌苓:一言难以表述。那时参加作协似乎是件大事,当时有陈荒煤推荐,也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但我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偶像变成另外一些人了。我知道前段时间有韩白之争。我认识白烨,但不是很熟。昨天在人民网接受采访,有个网友问我认不认识白烨,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讲。我说认识,然后赶紧把话题岔开,怕他们纠缠。80后的作家对文坛有点轻蔑,没什么啊,那就轻蔑好了,得允许他们有个态度啊。孩子嘛,这火气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比较优越的,青春是最傲慢的东西,想想我们过去,当时我们又看得起过谁?

《新周刊》:出国之前对写作没有抱太大期望?

严歌苓:当然抱期望了。但我当时觉得:在中国写作,很多东西都是人为的,都是靠人工在操纵,不公平,不是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一点让我非常厌恶。比如一些文学类的评奖,大家都要去活动的,这样才能获奖。那时候经常有人跟我说“你公公是评委,能不能帮我说句话?”

我本来以为美国文坛还是比较公平的。但去了美国之后才发现,也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公平。我的作品都是在台湾得的奖,台湾是闭卷的评奖,谁也不知道结果是谁。后来我也当过终审,最后一圈入围的作品由我和另外两三个人评审。这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就只看作品。我当时的稿子也是这样得奖的,还是比较服气。大陆也应该这样来试试。

《新周刊》:出国和对当时文坛的失望有关系吗?

严歌苓:也没有太大关系。我当时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和北师大一块办的,我们班的人后来都挺有名,像莫言和余华。我当时觉得文学上的竞争不公平,我希望到一个硬碰硬看本事的地方。我就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硕士生,拿到了奖学金,和美国同学比赛写小说。到现在也是硬碰硬的,我的英文作品今年要出版了。在美国我能看到硬碰硬出来的成就,相对比较公平,公平就机会多些。包括台湾,只要写中文。在大陆我已经听到了三次的评奖,都说我是外国人,不算是中国作家,不给我奖。我拿了台湾的百万文学奖后,上海文学奖评到最后一轮的时候,提出:她不是中国人,没有参加资格。后来有专家写信说:如果她没有资格参加,当初你们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来读。你让我们读完了,我们已经有自己意见了,你又来告诉我她没有资格拿奖,这不是很荒唐吗?后来他们折衷一下给了个第二名。这种事我觉得特别讲不清楚。

《新周刊》:老作家李准一家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严歌苓:李准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和我前夫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碰上,他说你是萧马叔叔的女儿吧?我说是,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的过程中,他突然说了一句河南话,我很吃惊,就笑。他又说“河南话咋着?”那一瞬间,我忽然间就爱上他了。我觉得这个说河南话的男人太有意思了。之前我就见过他爸爸李准。他爸爸是色彩很浓烈的一个人,儿子比较内敛。

李准是个特别幽默,说话特别生动的人,我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一些话,觉得很有意思。我前夫的母亲也特别幽默,说话充满了形象和细节,也是说河南方言,我在他们家里呆了七八年。当时我们家里有4个儿媳妇,他们全家的孩子都很喜欢文学,所有人都讲河南话。我就感觉到我也是半个河南人。所以我写《第九个寡妇》,用河南方言一点困难也没有。我觉得四川话和河南话都特别幽默,当然北京话也是,但北京话太贫了,没有河南话那么简洁,那么有力,我对河南人有感情。

《新周刊》 2006年0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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