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
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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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从哪里来?是单一地区起源还是多地区起源?人类如何自我塑造,最终成为地球的统治者?这些问题是数百年来人类非常关心,而至今尚无确切答案的重大疑难问题。

    在科学与宗教的交锋中,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从理论上宣布了“上帝造人说”的死刑,并强调:“人类的起源和他的历史必然会得到昭示”。1871年,达尔文基于解剖学和胚胎学证据,在《人类起源及其性选择》一书中,提出了人猿共祖,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的理论。达尔文的假设没有任何考古证据,惟一的依据是世界上的现生猿类和猩猩在非洲都能找到,因为他们与人类血缘关系最为密切。人类起源于非洲吗?

    然而,与古人类有关的考古学证据却首先发现于欧洲。早在十七世纪末,在英国伦敦附近发现了第一件旧石器,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才得到认可。欧洲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化石也在十九世纪初先后被发现,二十世纪初得到确认。欧洲的考古发现为人类起源研究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起源于欧洲吗?

    十九世纪末,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亚洲第一批古人类化石,从头骨和大腿骨分析,已具有直立行走的功能,故而命名为“直立猿人”。研究者的科学贡献,却招致来自科学界和宗教界的双重攻击或嘲笑,直到数十年后中国猿人的发现,才使爪哇人获得解放。1921年至1927年间,在直隶省(1928年改称河北省)房山县(1958年划归北京市)周口店洞穴堆积中相继发现了数枚人类牙齿,这些化石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9年第一颗中国猿人头盖骨的出土,使世界所有科学家的目光集中到中国。亚洲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为人类起源“亚洲说”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早在1915年,西方一些学者就提出了人类起源“亚洲说”,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亚探险队自张家口出发,对蒙古高原及新疆进行了为期10年的考察。上世纪前叶,来自各国的科考探险队纷纷来到亚洲,试图找到人类的诞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泥河湾的科学研究也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科学家们提出,需要证实的是:“当三趾马来喝泥河湾湖水的时候,这里就有了人类”。人类起源于亚洲吗?

    1924年在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被认为是最接近人类的古猿,他的面世又把科学家的探求目光转向非洲。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陆续在东非的奥杜维峡谷发现了大批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和智人的化石,发掘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也基本上勾勒出这里的旧石器文化序列。在东非,最早制作石器的古人类为大约生活于距今200-150万年的能人,最早的石器距今约260万年。

    就这样,科学家们就有关人类起源的探索,从非洲开始,经过欧洲、亚洲又返回到非洲。目前,多数学者赞同人类起源“非洲说”,认为古人类起源于非洲,而后走出非洲,走向欧亚。这些,大都是基于人类起源单一地区论形成的假设。

    不巧的是,西亚以色列约旦河谷的乌比迪亚遗址,地理位置处于三大洲交汇地带,被誉为早期人类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它的年代距今仅为100-140万年。位于欧亚分界线的格鲁吉亚德玛尼斯遗址,是西亚最早的文化遗存,年代约为175万年。位于世界东方高纬度的泥河湾马圈沟遗址的年代,则在距今200万年前后。这样,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路线和时限就显得牵强,单一地区论难以自圆其说。

    中国是世界上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遗址丰富的地区,在人类起源与发展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上世纪初,美国学者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时,曾指出其与现代蒙古人种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这一看法得到进一步完善。198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与一些国外学者提出现代人类“多地区进化说”,认为中国境内古人类的演化具有地区连续现象,强调中国古人类演化以连续进化为主,同时与周边地区人类有基因交流,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来自国内古老人类。这一假说得到化石人类的支持,也得到旧石器文化的支持。现代中国人的祖先真的是境内的古老人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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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河湾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经过中外科学家八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不仅在第四纪地质学、哺乳动物学,而且在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确立了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享有“东亚地区的奥杜维峡谷”、“东方古人类文化摇篮”、“东方早期人类的故乡”等美誉。

    二十世纪初,人类起源“亚洲说”风靡世界。这时,德日进和桑志华(1924年)在考察萨拉乌苏的返途中到张家口,会同巴尔博在泥河湾进行了短暂的地质考察。在科学报告中,巴尔博将盆地内的河湖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率先为泥河湾赋予了科学含义。1930年,德日进和皮孚陀首次提出了泥河湾在更新世初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真正叩开泥河湾古人类活动大门的还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他们于1965年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虎头梁遗址群,1974年找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许家窑、侯家窑遗址,1978年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属早更新世的小长梁遗址。这样,就搭建起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的基本框架。

    虎头梁遗址群的面世揭开了泥河湾古人类活动序幕,侯家窑遗址的发现初步建立起泥河湾与中国猿人文化的内在联系,小长梁遗址的发掘研究可以看作泥河湾旧石器考古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小长梁遗址是早更新世时期生活在泥河湾湖滨人类活动的第一批考古证据,自发现之日起,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中国早更新世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0-1992年,泥河湾中美旧石器考古合作研究项目的实施,揭开了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研究新的一页。两名世界顶尖旧石器考古学家,中国的贾兰坡和美国的柯德曼,带领中美学者在东谷坨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这次合作使中国与世界旧石器考古研究理论与方法接轨,为外国学者了解中国,中国学者了解世界创造了良好机遇,有助于外国学术界认识泥河湾、宣传泥河湾。

    1992年马圈沟遗址的发现,大大突破了泥河湾古人类活动的下限,将泥河湾的历史推前到150万年前。在刚刚跨入新世纪的2001年,马圈沟遗址第二、第三文化层的科学发掘,使这里人类活动的年代又有了大幅度的推进。2005年,马圈沟遗址第四、第五、第六文化层的确认,再次延长了这里人类活动的时限。马圈沟遗址的年代是人们关心的焦点问题,依据生物地层学的研究结果,其年代应早于距今180万年,很可能超越距今200万年。依据年代地层学的资料,其古地磁年代为距今175万年。综合各方意见,将其年代暂定为距今200万年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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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河湾具有诸多方面的科学涵义和价值。从第四纪地层学和哺乳动物学考虑,与欧洲维拉方同成为世界标准地层。着眼于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她又是世界上探索人类及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关键地区,可与东非奥杜维峡谷相媲美。

    泥河湾是世界上古人类遗址分布最为密集地区,在阳原县境内,仅造册登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就有105处,其中早期26处,中期13处,晚期66处,还不包含有待确认和部分新发现的遗址。如果用这一组数据与中国乃至世界比较,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古人类遗存的密度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国内,探索古人类起源科学价值较高的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共计发现30余处,泥河湾就有26处之多。这些都能说明泥河湾在探索古人类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马圈沟遗址是泥河湾最早的文化遗存,年代可能达到距今200万年。在第三文化层,揭露出一组古人类餐食活动遗迹,展现了远古时期古人类餐食一头草原猛犸象的历史画卷。在第二文化层,清理出一批清晰完整的大象足迹,可能是草原猛犸象留下的。这些遗迹只能在东非才能见到。观察这里出土的石器,从选料、打片、加工和使用分析,都具有了较高的思维和技术水平。依此可以判定,这些决不是泥河湾最早的石器,更加古老的人工制品还应该埋藏在更为古老的地层中。在泥河湾,低于马圈沟遗址的泥河湾层还很厚,第三纪晚期的三趾马红土也很发育,为进一步探索古人类及其文化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泥河湾是世界上旧石器文化序列最为完整的地区。在这里,有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110万年的东谷坨、飞梁遗址、78万年的马梁遗址、10多万年的摩天岭遗址、10万年的侯家窑遗址、7万年的板井子遗址、3-4万年的新庙庄遗址、1万多年的西白马营遗址,都属于中国北方小石器文化传统。它们构成的考古文化序列,勾画出泥河湾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这一文化序列突出的特性是,所有旧石器文化遗存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反映出一部一脉相承的厚重历史和文化品格,具有极强的文化连续性。这一特性极其鲜明,在国内外可能是孤例。直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约距今2万年前后,才出现了以油房、二道梁遗址和籍箕滩、虎头梁遗址群为代表的细石器工艺技术,从而取代了小石器工业。

    泥河湾的考古发现,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区系类型学的研究和建立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同时也为中国猿人文化找到了来龙和去脉。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贾兰坡先生首先提出,在华北地区存在两个文化传统,即小石器和大石器传统。其中小石器传统起自中国猿人遗址,终止于峙峪遗址,这是第一次为中国猿人找到了去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发现,被贾兰坡先生称为“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过渡的桥梁”。之后,早至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晚到1.8万年的西白马营遗址之间一系列的文化遗址,既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区系类型学进行了完善,也为中国猿人文化找到了来源和去向。正如黄慰文先生所说,“泥河湾盆地始终被纳入追索北京人来龙去脉的视野中”。最终,科学家们在泥河湾找到了答案。

    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中,泥河湾也起到过重要作用。可以说,泥河湾旧石器文化历经200万年的积淀,在距今万年以前,为中国北方的文明起步做出了贡献。虎头梁遗址群的于家沟、马鞍山遗址的发掘表明,泥河湾的制陶业发生在1.1万年以前,是中国北方最早的陶器。在制陶业出现前后,有可能出现了畜牧业。尽管没有在这里找到农业起源的直接证据,但泥河湾发达的细石器工业很可能参与了当地的农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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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河湾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听取泥河湾遗址群研究保护情况汇报,并强调要进一步做好研究保护工作。

    获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刘东生院士多次到泥河湾考古发掘现场考察,曾专程赴石家庄观察马圈沟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标本,并题词:“泥河湾是中国乃至东亚人类活动的发源地之一,祝研究发掘工作取得更大收获。”随同刘东生院士访问的美国著名考古人类学家鲍立克教授留言:“泥河湾是东亚乃至全世界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我荣幸地祝愿在这里成功地找到最古老的人类。”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泥河湾获得了许多荣誉。首先,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象征中华民族历史长河262米的青铜甬道第一级台阶上,镌刻上了河北泥河湾小长梁遗址的名字。2000年,在中国考古学术界评选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泥河湾遗址群的考古发掘研究被列为百项之首。1998年,泥河湾于家沟遗址的考古发掘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泥河湾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目前,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和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就,泥河湾遗址群的道路交通得到了初步改善,部分遗址的防洪设施建设开始发挥作用,部分遗址或地质剖面环境的绿化、美化工作正在实施,遗址群保护总体规划已经启动,泥河湾博物馆建设方案获得批准。

    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泥河湾是河北人民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世界人民的骄傲。 (作者为泥河湾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河北日报》 2006年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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