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朱莉娅·尼克松的北京往事
周大伟

 

    作为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在北京受到了包括毛泽东的接见在内的超规格的款待,但她关于中国之行的回忆和感想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文化与政治背景的冲突,却鲜有人提及。

    尘封的章节:朱莉娅·尼克松的访华回忆录

    1976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被两件大事覆盖了:一是首次发表了毛泽东在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二是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朱莉娅·尼克松夫妇幸运地成为毛泽东在生命最后一年里接见的第一批外国客人。中国官方为此拍摄了彩色纪录片。美国的主要电视广播网也很快报道了这一消息。会见第二天,新华社向驻京外国人发布了英文电讯稿。法新社记者乔治·柏安尼当即评论称,作为非官方人士,朱莉娅·尼克松夫妇在中国获得了惊人的和前所未有的款待。

    朱莉娅后来对这次中国之行有何感想?作为一个以作家、编辑和家庭主妇为职业的名门之女,她是否撰写了关于中国之旅的回忆录?这是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不少人可能关心的问题。

    2005年夏天,我在美国北加州的一个名叫Burlingame的普通社区公共图书馆里,意外发现了一本1977年由纽约Simon and Schuster出版公司出版的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个人回忆录:Special People(书名可译为“非凡的人们”)。全书内容包括了朱莉娅对自己会见过的各国政要和名人的回忆和评论。在这部书的前言中,朱莉娅·尼克松提到,在1976年夏天,也就是她访问中国的6个月之后,她就动笔写作这部书了。

    朱莉娅在这本书中将这次中国之行专列一章,题目就叫“毛泽东”,还在标题下面特意附上了毛泽东的一句著名诗词:“Ten thousand year is too long.Seize day!Seize the hour!”(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全章包括照片在内,洋洋洒洒近40页。令人颇感困惑的是,这部有研究价值的回忆录至今没有在国内得到介绍,几乎从来没有被提到过。原因何在?其实,只要人们粗略地读一下这一章节,便不难发现问题的答案。

    尽管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在中国访问期间享受到了极为热情和超规格的款待,然而,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发表的访华感想,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评论,足以使中国方面体验失望和尴尬。从当年的气氛来看,这部回忆录显然是不适宜在国内介绍的。我在图书馆角落里找到的这本书,书页已经发黄。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部书几乎被世人遗忘。但是,从这本书中,我们还是可以寻觅到那个年代的记忆中留下的或深或浅的痕迹。

    显然,朱莉娅·尼克松在访问中国之前曾阅读了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及毛泽东个人革命生涯的介绍。在他们这一代美国青年人的眼里,毛泽东显然是个“天才和魔鬼”结为一体的伟人。她在有关毛泽东的章节的一开始就写道,她和自己的丈夫在北京见到的毛泽东,尽管已经是个病体缠身、风烛残年的老人,但在他们的心目里,他既是个统帅8亿之众的大国领袖,也曾经是一个鼓动他的同志们“在富人家女儿的床上打滚”(“Trample thebeds of rich men’s daughters”)的青年革命家。看来,毛泽东当年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在穿洋过海传到国外后,已经被人们做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显然,作为世界级的豪门之女,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对毛泽东深怀戒备。

    意外的惊喜:毛泽东深夜召见

    朱莉娅夫妇是以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作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私人朋友来中国访问的。然而,当他们乘坐的飞机在1975年12月29日早晨降落在北京机场时,他们才突然真正意识到,在他们的这次访问背后可能暗含着某种巨大的政治利益。在机场前来迎接他们的人中,他们看到了专程回国的黄镇夫妇,还有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当他们被直接送到宽敞豪华的政府宾馆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旅行。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始终还不敢奢望毛泽东的会见。

    12月31日深夜11点多钟,已经准备就寝的朱莉娅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穿着睡袍的朱莉娅急忙躲到门后,让丈夫戴维去开门。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官员出现在门口,他激动地宣布说:“毛主席要见你们!”朱莉娅夫妇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匆忙中,朱莉娅还特意穿上母亲专门借给她的一件黑色的绣花长袖衬衣,并带上父亲尼克松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匆匆登上汽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深冬的北京夜晚,夜雾迷蒙,寒风凛冽。北京的街道上除了几辆军用吉普车和卡车外,还可以看见几辆农民驾驶的马车在夜色中缓慢地行驶,马蹄声在寂静的街道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朱莉娅夫妇乘坐的汽车进入中南海新华门,沿着一个湖边继续行驶数分钟后来到毛泽东的住所门口。他们记得经过一个灯光灰暗的乒乓球室后,走进毛泽东那间著名的书房。在门口,他们终于看到“这个被亿万中国人视为上帝的领袖人物”了。毛泽东正坐在书房里等候他们的到来,他的身躯深陷在一个宽大的沙发里,其他5个同样的沙发呈半圆形摆设在毛泽东两侧,每个沙发之间小桌子旁边都放着一个白色的痰盂。在他身边两个年轻女子的协助下,毛泽东吃力地起身和朱莉娅夫妇握手并让新闻记者摄影和摄像。

    曾经在电影里扮演毛泽东的著名已故特型演员古月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段趣闻。他听说,朱莉娅的丈夫戴维在见到毛泽东时说,主席先生,我发现您的面部的上半部分非常好看。毛泽东听后高兴地大笑了起来,并风趣地说:“我长了一张大中华的脸。”

    美国人也真有意思,看人家的脸还一半一半地看。其实,戴维讲的可能是老实话。毛泽东面孔的上半部,主要是宽阔的额头和充满智慧的眼睛,的确富有世纪伟人的魅力。但是,此时此刻,他面孔的下半部,已经毫无光彩。朱莉娅在书中写道,毛泽东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极其衰弱的老人,神态里能看出中风后的迹象,目光空泛,两条长臂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下巴垂落,声音颤抖,口中不时流着口水。朱莉娅此时突然感到,尽管当初他们是那么渴望见到这个神秘的巨人,可是此时毛泽东就在他们面前了,她却深深地感到有些歉意。她突然觉得,在这个时候来会见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似乎是对他的一种冒犯。

    朱莉娅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毛泽东听。他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信文,并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最后,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令人惊讶地用准确的英文发音读出了信文上方标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他想借此告诉周围的人们,他肢体上的衰弱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脑力的敏捷。

    毛泽东对朱莉娅说,你现在就坐在你父亲4年前坐过的同一张沙发上。朱莉娅马上调皮地告诉毛泽东她想和自己的丈夫临时调换一下座位,以便让戴维也有机会感受一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位置。毛泽东一边看着一边开心地笑了。朱莉娅还把黄镇夫人送给她的毛泽东像章指给他看,毛泽东激动地拍了拍朱莉娅的手。朱莉娅发现,尽管毛泽东看到过亿万男女大众佩戴他的金属像章,此时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童真般的笑容。谈到他即将发表的两首关于斗争内容的诗词,毛泽东则轻描淡写地说:“没有什么,那都是我在1965年写的东西。”与自己过去见过的其他世界级铁腕人物(比如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相比较,此时的毛泽东显得格外慈祥。朱莉娅·尼克松注意到,毛泽东和唐闻生看来简直就像是祖父和孙女一样的关系。黄镇等人在会见时,则漫不经心地环视书房四周,似乎并没有认真听自己领袖的讲话。朱莉娅认为,毛泽东此时的宽容,并非故作姿态,这显然与他的年龄以及目前过度依赖他人的病体有关。

    朱莉娅在会谈期间,特别注意到毛泽东身边的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小心翼翼地坐在毛泽东的身后,看上去像是和毛泽东一同呼吸一样,她们对毛的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体贴”。当朱莉娅夫妇准备告辞时,其中一位女士在搀扶毛泽东起身的同时,还急忙用梳子给毛泽东梳理一下有些散乱的头发,这样可以使毛泽东再次体面地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朱丽娅注意到,这个女人尽管身着单调的无线条的毛式服装,但她的面容却极为安详和美丽。

    谈到自己国家的人民,尤其年轻一代,毛泽东的声音听上去显得迟疑和失望。他对朱莉娅夫妇说:“年轻人是软弱的。我们不得不提醒他们:需要去斗争。”说到此,毛泽东突然像年轻人一样显得激动起来。他攥起拳头,接着说:“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除了斗争之外,没有什么是必然的。”朱莉娅夫妇看出,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而是毛泽东哲学的根本原则。然后,毛泽东突然对着朱莉娅夫妇问道:“你们认为怎样?”朱莉娅夫妇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两人几乎同时支支吾吾又言不由衷地回答着:“我同意……”毛泽东显然还期待他们能多说几句,但朱莉娅夫妇则沉默不语。他只好最后自己接着说道:“至少还要斗200到300年,这是非常可能的。”朱莉娅夫妇属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新一代。他们显然属于喜欢“做爱而不作战(Make love,not war)”的一代人,对于毛泽东鼓吹的斗争哲学,在他们听起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在那个冷战的岁月里,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到智利的贫苦乡村,毛泽东的思想也的确成了众多左翼青年人追求激进变革或描绘完美社会的战略原则与理念。

    其实,朱莉娅夫妇对毛泽东讲的“斗争”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不知是为什么,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中国人就安排他们去清华大学看揭发批判教育部领导人的大字报。朱莉娅在回忆录中用揶揄的口吻说:“这是他们和毛泽东会见前最具有戏剧性的前期准备。”

    不过,朱莉娅似乎也被这个老人执著的斗争哲学感染了。她总算也多少理解了一点: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亿万男女老少竟然可以在“小红书”(毛泽东语录)的引导下变得如此倔强和狂热。但她还有点不明白,毛泽东此刻还在担忧什么呢?朱莉娅意识到,毛泽东显然是在担心未来。他在担心后人将如何评定他永久的革命功绩(朱莉娅记得毛泽东当时给自己的革命彻底成功率打了不足50%的分);他在担心,曾经跟随他长征的同志们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后,那些从未经历战争困苦的年轻一代人能否继续“斗争”下去,直至斗出一个无阶级差别的完美社会。

    大约在12点半左右,在座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不断用手指点着自己的手表,暗示人们:时间太晚了,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不过,毛泽东的谈兴甚浓。朱莉娅两次起身告辞,都被毛泽东用双手示意:不要急,再坐一会儿。在最后朱莉娅夫妇向毛泽东道晚安后,毛泽东用明确和有力的语调说道:“我将等候你父亲的到来。”

    在离开毛泽东书房的最后时刻,朱莉娅回头看到一个令人伤感的剪影:毛泽东在两个女护士的搀扶下,站在门口,挥了两下手,然后默默地注视着客人们远去。

    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冲突

    读过朱莉娅访华回忆录的中国人,大概会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朱莉娅辜负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给予他们的盛情款待。其实,这个结论是轻率的。人们很容易忽略其中由于两国文化以及政治背景导致的冲突和尴尬。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提到,那天深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毛泽东曾主动开始回答那些可能在西方社会流传的悬念。毛泽东大概也知道眼前这对美国年轻人所接受的教育背景,他对朱丽娅说:其实,我们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可怕。我们并不杀人。我们也能宽恕犯过错误的人们。我们最近就原谅了一些国民党分子。毛泽东指的是1975年夏天前后刚刚被特赦释放的一批在国共内战期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过,毛泽东的话并没有打消朱莉娅脑子里的疑问。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大约有2600万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红色中国遭到镇压”。

    在访问中国的日子里,朱莉娅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中国人对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的忽略。在欢送他们去上海访问的宴会上,黄镇对朱莉娅夫妇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旅行,他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然而,朱莉娅却对这句足以使任何一个中国人热泪盈眶的话语充满疑虑。她觉得,这句话并不真实。在美国人看来,“家庭成员”这个字眼是不可以随意使用的,其中一定要包含足够的亲情。她在回忆录中质疑说,既然你把我视为你的家庭成员,那你总应该把你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介绍给我吧!可是在访问中国期间,包括和毛泽东本人见面时,没有任何人提及毛泽东的妻子儿女。当她在私下询问王海容女士:“听说你和毛泽东是亲戚,是吗?”王海容一脸的不高兴,她表情冷淡,未置可否地回答说:“有人是这么说的!”

    在酒会上,黄镇回忆起6个月前他在加州拜会辞职后的尼克松时的情景。他提到尼克松当时讲过的一句话:“当我离开(白宫)办公室后,我才发现谁是我真正的朋友。”黄镇然后动情地对朱莉娅说,“我们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朱莉娅注意到,中方译员在翻译这句话时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经历了片刻感动后,朱莉娅又“清醒”了。她在书中写道:“对于我父亲这个老朋友,估计中国人大概不会忘记了。可是对于他们自己的老朋友呢?比如1951年的高岗;1966年的刘少奇和1971年的林彪。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今天都在哪里呢?”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中国旅行的日子里,她和她的丈夫这两个美国人像是被空降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一样: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闷而毫无幽默感的国度。每天晚上9点半左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关门睡觉了。和芝加哥规模相当的北京城,在黑黑的夜幕中,静谧得像一个中世纪的农场。尽管当时的毛泽东还主张不停地“斗争”(一个月前他还说,“8亿人,不斗行吗?”),不过,在朱莉娅夫妇一路访问过的中国城市里,他们当时没有发现毛泽东所执意要坚持的“继续革命”还可能再次引发1966年时的紧张气氛。朱莉娅的感觉是准确和细腻的。的确,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即便是当初最激进的人们,也似乎感到疲惫了。再这样“斗”下去,大家都要去喝西北风了。

    在朱莉娅夫妇心目里,中国人的生命过程是粗糙的。他们不仅不怕苦,而且不怕死。天晓得她从哪里听到一个传闻:“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为这个国家的存亡而斗争着。这国家有足够的人,但没有足够的枪。以至于在1951年的朝鲜战场上,只有第一排的人才有枪,跟在后面一排的人捡起前一排倒下的同志的枪,像波浪起伏般前进。”这个传说显然是极其离奇和荒诞的。

    在这个神秘而封闭的国度里,朱莉娅和她的丈夫显然是在用一套纯西方式的文化优越感来审视他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

    朱莉娅问黄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他喜欢哪一家中国餐馆的菜?从黄镇的回答中,她吃惊地发现,中国外交官们几乎从来没有去大使馆以外的中国餐馆吃过饭。朱莉娅无法想象,黄镇这些外交官当时在西方世界中行动的极不自由。当然,其中还有中国外交官们由于外汇短缺带来的拘谨和尴尬。不过,朱莉娅却注意到,在中国政府每天的宴席上却常常摆满了太多的美味食品。作为一个从美国来的贵族小姐,她和她的丈夫都感到有点太挥霍浪费了。

    由此,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由于中美之间政治和文化的鸿沟,朱莉娅的批评和讥讽已经苛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不过,如果我们愿意冷静下来思索一番,大概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自身文化的缺憾和那个经济贫困年月的窘状。

    在中美关系问题方面,朱莉娅始终带有美国人固有的优越感。她认为,尼克松是在中国面临苏联巨大军事威胁的形势下来中国访问的。他的这一选择有可能会激怒苏联人并直接面临1972年5月美苏首脑会谈被取消的风险。为此毛泽东自然会对尼克松充满感激之情。其实,直到今天,包括朱莉娅在内的不少美国人依旧固执地认为,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签署,是美国人帮了中国人的大忙,它使中国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被苏联吞并的危险。中国人应当寻求美国的保护。有证据表明,美国官方上层也有此类见解。朱莉娅显然不愿意多谈美国当初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惨状,也不愿意谈到美国与前苏联争夺远东利益的迫切需要。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甚至认为中国人如此重视他们的这次访问,显然不完全是因为毛泽东和她父亲之间的私人情谊。中国人期望利用他们的这次访问向华盛顿发出信息:中美关系能够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朱莉娅写道:“在中国,我们只是持非外交护照的私人旅客。然而,中国政府却让我们带回家一个紧迫的信息:要警惕苏联帝国主义的贪婪扩张之手。中国人或许过高估计了我和我的丈夫传递这个信息的能力。”

    题外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其实,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朱莉娅也同样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在这本回忆录中,朱丽亚显然巧妙地回避了毛泽东关于她父亲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下台这个尴尬的话题。

    据其他相关资料记载,毛泽东一边看尼克松的信一边问道:“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尼克松已经在1974年辞职下台,但毛泽东还执拗地称呼尼克松为“总统”。“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戴维插话说。这位尼克松的女婿的插话坦诚得令人吃惊,不过倒是很符合美国年轻人的个性。

    “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毛泽东不容分辩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有点儿书生气的戴维不能同意这话,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毛泽东有点不耐烦了,又抢过话来:“西方政治?那是假的。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参见单少杰:《轻淡水门丑闻,调侃西方政治》)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他无论如何想不通,怎么几盘录音带就能把一个世界大国的总统赶下台了呢?说实话,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到,尼克松的下台和美国宪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其实,对美国宪政民主的实际运作不能理解的并不只是毛泽东。朱莉娅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会见他们夫妇时也说:“我们从来不把水门事件看得那么严重。”当初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就说:“为几卷录音带大吵大闹,值得吗?”埃及总统萨达特说得更坦诚:“大惊小怪,统治者难道不允许进行统治?”

    尼克松的女婿和毛泽东争辩的所谓“西方政治”,大概是指西方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在这种制衡机制的作用下,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即使总统也不能例外。比如,在这种宪法的契约条件下,人民委派一些人担任行政首长来代为管理和处理公共事务。如果一个总统滥用权力,就是违反了契约的规定,由此导致的信任危机显然非同小可。

    当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对尼克松的遭遇深表同情时,或许,尼克松正坐在位于南加州的豪华别墅书房里写他自己的回忆录。他大概也会想起那个年代发生在遥远中国的很多事情。让他困惑不解的怪事恐怕也少不了。

    可以理解,以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几乎完全无法想象当时发生在美国总统和司法程序之间那惊险的一幕幕场景:

    1973年春夏之交,当依照司法程序要求一个美国总统交出手中的证据时,这个总统是否有某种特权拒绝服从呢?刹那间,代表美国司法的一方和象征美国政府权力的一方,就在这宪法的岔路口上,开始僵持不下。很多美国人这时候总算是明白了,总统滥用权力这码事,并不全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

    1973年底,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带着一盘已经获得的录音带前往白宫。就是在这盘录音带中,尼克松提到如何教唆手下人做伪证的方法。独立检察官郑重地请白宫幕僚长黑格将军向总统传达一个最后的忠告:“根据我的判断,总统已经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聘请一位他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

    1974年2月25日,由象征着美国人民的那些普通陪审员组成的大陪审团表决结果认定,理查德·尼克松这位被美国人民安排在白宫漂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上班的总统,是一个欺骗美国人民并涉嫌妨碍司法的阴谋的成员。

    听过第一批录音带后,国会司法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要求尼克松交出另外147次的谈话录音。尼克松对此断然拒绝。但是,最高法院以8比0(1人弃权)一致通过,要求尼克松继续交出录音带。

    最高法院裁决的8小时后,尼克松的律师克莱尔宣读了尼克松的声明:“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位权高位重的政治领袖,终于在宪法面前低下了他骄傲的头。1974年8月,面对国会的弹劾案,尼克松决定辞职,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自动辞职的总统。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宣布辞职。在场除了他的妻子,还有他心爱的女儿以及女婿。

    尼克松辞职后,自然就不是总统了。水门事件的巨大政治风波戛然而止,没有引发政治搏杀,也没有引发社会动荡。不过,也没有什么人打算“痛打落水狗”,或者非要把尼克松“打翻在地”并“再踏上一只脚”。尼克松回到自己在南加州的家乡,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并开始了一般退休总统的优裕并繁忙的生活。看上去,他从待遇到生活状态,和其他离任总统别无二致。

    这里,让我们提及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尼克松决定辞职的前一天深夜,尼克松在白宫的林肯起居室准备辞职讲话一直到凌晨两点。当他准备就寝时,在枕头上发现了小女儿朱莉娅的一张便条:“亲爱的爸爸:我爱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我为你而自豪。请等上一周或者10天再决定吧。在煎熬中再忍耐一段时间吧!你是那么坚强!我爱你!万万次支持你。朱莉娅。”

    尼克松事后写道:“如果当时有什么能改变我的主意的话,那么就是朱莉娅的这封信了。但是我已经精疲力竭,无法重新考虑。这不是因为放弃了这场斗争,而是因为我知道,对国家来说我所做的决定是最佳的。”

    看得出,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朱莉娅对自己父亲的引咎辞职是极为痛心的。

    朱莉娅27年后重返北京

    朱莉娅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在毛泽东的书房门口,年迈的毛泽东拉着她的手说:“你们还年轻。再到中国来吧!再过10年,中国会棒极了。”

    27年后的2002年11月,为了纪念尼克松访华30周年,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4)《让世界了解你》栏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一场题为“穿越历史的对话”特别节目。朱莉娅作为该节目的特邀嘉宾再次来到北京。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朱莉娅在节目录制现场见到多位与她父亲30年前访华有关的人物,比如尼克松访华时的中方翻译冀朝铸和章含之等,并与他们回顾那段中美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她触景生情。她深情地回忆道:“我父亲常常向我们提起那次难忘的中国之行,父亲的那次破冰之旅重新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此改变了世界,他一生中以此引以为自豪,我们全家人也为父亲的英明之举引以为自豪。”

    有关报道说,朱莉娅在这次活动中听了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故事,“让她更深地感觉到了她父亲1972年中国之行的伟大之处。她反复地说要继承父亲的遗志,为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关系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不过,无论是那篇报道还是朱莉娅本人,始终都没有人提及朱莉娅那本1977年出版的回忆录。

    《南方周末》 2006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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