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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1-08-29 15:24   发表评论>>

孙中山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如果一定要说中体西用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口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趋反动,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

大约到了1870年代中晚期的时候,中国经济在适度宽松的政策下,已经获得了新的活力,洋务新政重点建设的军事工业军事工程也有了很大成效,在这个时候,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如果能够因势利导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适度在社会及政治层面进行一些改革,中国的问题或许会有相当改善。然而,那时的恭亲王,还有其他洋务新政的领导人都太满足于经济的军事的成就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国近代化的全部,中国只要将西方之用之末嫁接到中国之体之本,那一定是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结果,中国白白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一个畸形的近代化差不多将中国带入一个死胡同。

经济的片面发展,使清廷有力量在1880年代创建一个比较强大的海军。如果从海权意识维护国家权力的目标说,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并不为过,问题在于,清廷没有与强大军事力量相匹配的政治架构,即便在军事架构指挥系统上说,中国那时也没有多大长进,是一个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旧人,因而也就无法使这些现代化武器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且遇到关键时刻,这些现代化的武器不是给帝国长脸而是跌份而是掉链子。

一个貌似强大的军队使清廷统治者产生了虚骄,一个不明所以的军事强大也使许多言官许多清流成了狭隘的爱国主义者,由此终于导致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一场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将中国打回原形。

自从中国被迫面对西方的压力后,中国确实有意识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逐步向近代国家过渡,逐渐放弃了先前天朝上国的气派,逐渐接受了周边尚未真正融入中原帝国的那些族群走向独立。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逃避,一种对责任的放弃。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文明从来就是滚雪球一样的将周边族群不断收容进来,现在因为西方的压力,中国就将这些周边尚未完全开化的族群自生自灭,或听任西方的宰割,其实就是放弃了中原帝国宗主国的责任。暹罗、越南、缅甸等南部西南部的这些族群在恋恋不舍中离开了中国,有的走上了独立,更多地则转投西方,甚至有的干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中国的南部屏障在短短几十年丧失殆尽,中国奉行另一种“光荣孤立”,只将心思用在自己的强大上。

但是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对周边藩属并不是一律放弃,比如东北亚的朝鲜半岛,由于比邻清廷的龙兴之地,而且距离政治心脏北京太近,清廷在对待朝鲜半岛问题从一开始就与对待南方藩属的情形不太一样。1880年代,当中国力量还不足以与觊觎朝鲜的日本人较量决战时,清廷在恭亲王、李鸿章等人主导下采取了妥协方针,适度容忍日本人对朝鲜问题插手。这一方面避免了局部战争影响清廷大局稳定和强国强兵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其实也为朝鲜问题的复杂化埋下了伏笔。朝鲜原本就是与中国亲近的属国,中国如果从一开始拒绝日本对朝鲜问题的干预,不给日本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间,中国继续承担朝鲜的安全保障,继续将朝鲜作为自己的属国看待,那么朝鲜问题就不会像后来那样恶化,一发不可收拾。

恭亲王、李鸿章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外交不仅给日本人可乘之机,而且使朝鲜内部的反华势力逐渐坐大,逐渐与日本人结盟,于是到了1894年,中日之间因朝鲜问题势必开战,几十年的和平局面就此结束。

外交的失误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日势必战场上论胜负决雌雄,也是因为先前几十年不明所以的经济成长与虚骄,言官们、清流们被自己编造的谎言所蒙蔽,它们根本分不清大清国的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究竟到了如何伟大的程度,外国人的力捧使他们信心满满,使他们真诚相信中日一旦开战,胜利就在挥手之间,号称世界第几、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就是他们讨论一切的基础,任何一个反对者确实都没有办法否定中国不强大,都无法阻止中国走向战争,一决雌雄。

从大历史的背景说,那时的中国确实陷入了一个发展的误区,如果没有一个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中国经济成长军事强大的神话还要继续吹下去。甲午战争在不知不觉中终于戳穿了这个巨大的增长泡沫。中国在日本军队还没有怎样深入中国本土作战的情形下及时止损,《马关条约》虽然使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清廷的政治威望并没有太多流失,中国的知识阶层甚至新知识阶层都没有因为这场战争抛弃清廷,大家反而因这场战争的失败同仇敌忾,发奋为雄,发誓帮助朝廷进行改革,学习敌国日本走上维新道路。这是时代思潮的主流。

主流之外当然有支流,这就是孙中山排满革命思想的发生,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起源。

按照孙中山原先的构想,他好像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反对满洲人,就要排满就要革命。他在留学期间确实接受了许多西方新思想,具有传统中国士大夫不一样的政治情怀,但他毕竟还是中国人,所以在他从香港医学院毕业后,在他从事了一段时间专业后,孙中山还是想进入体制,因为在中国这种威权体制下,大约只有体制内最保险最有把握。

基于这种设想,孙中山在1894年春天起草了一份上李鸿章书。这份重要文献现在完整留存,我们可以从看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和改革主张并没有多少新奇的地方,或为老生常谈,或为政治常识,对李鸿章这样的大臣来说,孙中山的这些建议没有一点儿新鲜感。孙中山没有中国体制所需要的功名,他之所以写这份上李鸿章书,说实在的,也不是真有真知灼见要表达要建议,孙中山只是期望通过上书这种形式引起李鸿章的重视,能够出于同情出于礼贤下士而给他一个机会。

像孙中山这样偏峰取胜的年轻人在传统中国社会所在多有,不足为奇,同时代的康有为在没有获取功名之前也曾不止一次上书言事,寻找机会。康有为为此奋斗了好多年,终于获得了回报,而孙中山仅仅经过一次挫折,就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孙中山的这个重要改变不仅重塑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当孙中山携带郑观应等上海滩一批名流的推荐信引荐函于1894年抵达天津时,中日之间因为朝鲜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李鸿章原本就是一个不要战争的兵法高人,他之所以建设一支强大的北洋舰队,其实就是不要用这支舰队去打仗,而是一种威慑,一种制衡,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敌人望而却步。现在由于中国先前几十年的增长和胡吹,中国人的浮躁暴露无遗了,隐忍了几十年的委屈被一个描绘的巨大泡沫刺激起来了,不愿再隐忍了。中日之间只能通过战争去解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当时其实也需要一场战争,一场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否则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无法安抚,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可能导致的结局更可怕。于是,朝廷责成李鸿章全权负责指挥这场战争,一个反战者做了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事。

战前的紧张是必然的,所以孙中山在天津逗留的那些日子根本没有机会见到李鸿章,更不要说李鸿章能够将他收到门下,或者拉进体制了。孙中山带着些微遗憾离开了天津,在周游了北部中国之后转身向东,跑到檀香山闹革命去了。

现在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孙中山在天津时并不知道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不知道中国当时处在什么样的形势中,那是因为中国一直消息比较闭塞,人们根本不清楚中国与外国的真实关系。但当孙中山重回檀香山之后,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毫无限制的媒体环境使孙中山大吃一惊,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一篑千里望风而逃更是震动了孙中山,联想早些日子在天津的观感,孙中山很快意识到中国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现在的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现在中国统治者满洲贵族只是周边一个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在孙中山的政治概念中,中国已亡两百多年,满洲人入主中原,其实就是对中国的殖民统治。由此,孙中山萌发了排满思想,萌发了革命意识,他认为中国要想改变目前在国际上被动挨打局面,要想像其他国家一样在国际上享有地位和应有尊严,第一步就是要驱逐鞑虏,将满洲人从中原赶出去,恢复中华,这是重建中国走向复兴的第一步。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贤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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