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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原》中的“关学”倾向  
 

    □万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纠正了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从而出现了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引进和介绍外来文化思想的热潮,一时间学术界、艺术界都被卷入了这股潮流,而在这场略带盲目的引入中却也多少掩盖了一些对本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从而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面临着被外来“他者”淹没的危机。长篇小说《白鹿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陈忠实把目光投向了绵延的传统文化,他通过历史的厚重和苍凉,试图在历史的轨迹中寻找与文化危机相抗衡的支撑点,也就是在这个开放的年代中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的恒久性价值中寻找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纽带。

白鹿原地处古老的关中平原,本来就是周秦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因此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尤其是北宋时期“五子”之一的张载在此创立了“关中学派”(俗称“关学”),更是使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其它地区更加凝重、厚实。张载、吕大临、范育、李复等一批关中大儒,把他们对孔孟儒学的领悟和发挥加以阐释,并把它们以一种新的姿态深深植根于关中大地上,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秦文化。作为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能够存在而且形成了一种传统,那么它就会对几百年来的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产生巨大的濡染作用。就三秦文化来讲,这种巨大影响的核心就是“关学”。“关学”重“礼”、爱“仁”,最重要的是以“仁人”的标准“为生民立道”,即是界定人应走的路、应循的理,也就是指什么是人,做人的标准是什么,从而深化了《四书》中的“仁学思想”。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地区文化的活标本。但这绝不是一种展览、一种自夸 ,它融合了作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思考,面对来自西方现代文化的困扰,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恪守着的精神之纬将何去何从?陈忠实正是从他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两个伟大人物身上让我们感受到了危机中的希冀。

《白鹿原》为我们塑造了白嘉轩和朱先生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传统关学的厚爱以及试图在当代意识之中重塑传统价值的理想。

白嘉轩在作品中是以关学实践者的姿态出现的。面对白嘉轩,我们会感到这个人物来到世间,他本身就浓缩了一部民族精神的发展史,凝聚着传统关学文化的沉重负荷。自始至终,白嘉轩都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疏离,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内省与仁爱之上。纵观他的一生,可谓忧患重重,年轻时曾发起过“交农事件”、大革命时期被游街示众、中年忍受了被土匪致残、儿子违迕、痛失爱女……在这般诸多的具体细节里,白嘉轩一步步完成其人格进阶,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皆在他整个人生的肌理中展示了各自的本体意义,因此他仍然重修祠堂、制定《乡约》、开办学馆、修塔镇“邪”甚至自残乞雨,将“仁义白鹿村”的美名发扬下去。在这里“仁义”的原则已经作为关学思想治世之要旨,他也不仅仅是一条个人修养准则、而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基因,在作者的眼中,正是这种基因在不断地传承和激活着中国文化。白嘉轩的“仁义”之举是经过了巨大痛苦的,因而使他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但在这个悲剧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独特与深刻,甚至预言的性质,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被暗示了出来,倔强的固守与困难的重重是作者为白嘉轩设置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不也正是二十世纪末现代中国人为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苦恼和焦灼的吗?也许作者正是从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灾难之中,给我们带来了希冀之光。

如果说白嘉轩是作者为关中儒学的实践者出现的,那么关中最后的大儒朱先生则是作为精神领袖、作为圣人、作为作者的理想人格的化身出现的。白嘉轩的种种仁义之举也都是直接受到朱先生的影响才产生的。朱先生有着全面的知识结构,天文地理、农业耕种,尤其是传统的孔孟儒学,他无不精通。他又是一个道德的完人,始终主张以“仁义”压抑和限制人的各种私欲,从来都是与人为善,为人排忧解难。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白嘉轩的精神之父,他为白鹿村制定了《乡约》。《乡约》包括了“德业相劝”、“迷失相规”、“礼俗相交”……可以说这是以“仁”“德”为核心的纲领性文约。《乡约》是对白鹿村的思想风范、礼俗准则、行为举止和仪态仪表的规定,如果遵循着传统的关学这条线索追溯上去,便会发现朱先生制定的《乡约》实际上是关学大儒吕大钧在继承了张载“尊礼贵德”、“仁人”等思想创作出来的。作者把几百年前的《乡约》放到了朱先生的笔下,这里面的蕴意是显而易见的。表现作家对儒家文化的憧憬与留恋是一方面,但更加重要的是朱先生这一形象是按照作者的希望塑造出来的。在作品中,朱先生已经成为能贯通古今,承传传统的圣人,是民国时代甚至在现代社会中孔孟、张载等人的再现,目的是表现出儒学、儒者精神之高大与完美。另外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不久,陕西宣布独立,朱先生不战而劝退了巡抚府所带的二十万大军对西方的进攻。朱先生凭借的是个人崇高道德人格,以及对人民关心爱护的真诚。他凭借一张字条平息了白鹿两家的纠纷,而且还使白鹿两人扶贫济困,从而为白鹿原赢得了“仁义之乡”的美名,这些无疑是对传统关学精神的最高赞誉。然而显然在20世纪末这样一个文化抗衡的时期,传统的关学文化似乎又很难与强有力的外来文明较量,因而,作者在朱先生的神秘的死亡中暗示出了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朱先生临死之前情不自禁地称自己的妻子为“妈”时,他热泪滚滚了。这恰恰反映出了作者对“关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留恋,中国传统的精神家园已渐渐地远离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流泪,都不能不体会到被放逐的痛楚。然而最后的白鹿却给我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欣喜,传统的“仁义”如同腾起在白鹿原上的那头白鹿的精魂一样,必将会世代延续下去。我们在传统文化中走来,也必将从传统文化中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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