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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 范伟 李玉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答本报记者问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记者:最近,中央作出了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您是怎么看待这一举措的?

陈先达: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不是普通的学科建设问题,而是一项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它标志着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地位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刻。在我看来,这个重大决策不是偶然的,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三大规律的认识与现实需要结合的战略决策。从这个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和我们自己执政的经验。我们要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不重蹈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覆辙,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就应该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记者:那么,从社会发展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来看,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陈先达: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看,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它的产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文艺复兴时代以及随后一段时期的思想家承担的就是这种历史使命。资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等。可是,当资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并站稳脚跟,需要大力发展生产以取得经济利益时,它最迫切需要的首先是发展自然科学和新的技术。因为它能最有效地迅速使资产阶级国家富强和增加有产者的财富。所以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取得政权以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彼此的地位逐步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18、19世纪这种倾斜还只是开始,那到20世纪,特别是它的下半叶,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资产阶级和它的大垄断集团和跨国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并且在国际竞争中击败对手的决定性力量时,科学技术自然就会处于至高无上地位。这种倾斜的后果是严重的。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人类的幸福并不单纯取决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且要有合理应用自然科学与技术新成就的制度和价值观念。这就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否则,它就有可能成为潘多拉宝盒中的魔鬼。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文与科技的分离与对立,所谓人文危机和困境,就是这种片面倾斜的恶果。可以说,西方当前的状况,导致人们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观念的根本改变。法国人弗兰索瓦·佩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约写的《新发展观》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发表了一些有启发的见解。

记者: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的角度看,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有哪些经验教训?

陈先达: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看,前苏联失败的悲剧表明,单靠发展自然界科学技术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前苏联的自然科学与技术不能说不发达。它在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航天航空以及军事科学领域比美国并不落后。可苏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却是失败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先是教条主义,后来逐步转向修正主义,最后是公开反对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失去指导地位并成为批判对象,全部社会科学处于一片混乱。在这种意识形态极端混乱状态中,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从我们自己执政的经验看。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党。但我们也有教训。在建国之初,我们不适当地取消了一些可以通过改造发展的学科;而在十年文革中,哲学社会科学由于左的路线和思想理论影响,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认识界线不清,可以说,1956年后近20年中我们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错误,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中理论混乱是相互推动的。后来,实践是真理唯一标准所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新生、新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创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起的促进作用,充分显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作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十多年的历程,所走的是“之”字型路,最好不过地证明哲学社会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

记者:除了历史的经验外,恐怕更重要的是现实的需要。

陈先达:当然,历史经验离开了现实需要,就无法理解,也无法吸收。当前,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的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发生很大变化,要求我们要认识世界、认识资本主义、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从国内看,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关键时期。我们取得了空前的成绩,但也面临很多无可回避的问题,包括三农问题、经济结构调整与大量下岗失业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反腐败问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决能离开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与研究。

记者:有人以为,我们处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竞争主要是科技的竞争,哲学社会科学不那么重要了。

陈先达:毫无疑问,在我们国家继承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但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这两者的重要性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而且我可以说,就重要性而言,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毫不逊色。自然科学面对的是自然,它的任务是单一的,发现自然规律;可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社会,而且要研究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应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要研究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可以说,自然科学技术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越重要。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问题超出了自然科学范围,绝大部分是社会问题,它不可能单纯依靠自然科学技术本身来解决,必须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

而且从社会形态发展来说,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人的主体作用越大,越要求对社会规律认识的自觉性。可以说,在人类已经经历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社会对哲学社会科学要求最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依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自觉建立起来的,建立以后的建设、发展和改革都要求自觉性。没有对人类社会性发展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当然我们可以在实践中摸索,但摸索只是通向规律性认识的道路。我们不可能永远摸索,而必然要总结经验上升为规律性认识。这就需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我们只要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很清楚,没有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这一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我们国家的世界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就不可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任何经历过这个历史过程的人只要公正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记者: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一个重要原则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一些人对此存在模糊认识。比如,有的人以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相互冲突的。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陈先达:需要强调,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我们只能搞一元化,不能搞多元化。但是,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并不是要搞什么话语霸权,而是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才能保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且,对于既不能用试纸也不能用显微镜作为研究方法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运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不同的学科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包括一些实证方法。可是作为最一般的哲学方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会因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错误而陷于谬误。

记者:讲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意味着要以发展着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指导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能发挥它的作用;另一个方面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愿意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从事研究。除去有少数人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拒斥态度以外,无论是能够发挥指导或接受指导,都要求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的而不是僵死的教条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指导,相反束缚人们的思想,起阻碍作用。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对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若干重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以便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伟大事业。我们党提出的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决策。

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会阻碍创新而是推动创新。因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它同样应该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品格。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创新同样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动力。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与时代和国内建设的某些不适应,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创新问题。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但创新并不是简单地“弃旧图新”。这是一个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艰苦研究过程。因此,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记者:您长期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请您谈一下,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伟大工程中,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陈先达: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落实、贯彻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伟大工程中,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大使命。为此,我以为我们应该树立三种意识:

一、责任意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研究属于科学活动,它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既然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它就负有社会使命。我们容易把我们自己从事的专业,仅仅看成是我自己的。这是脑力劳动个体方式产生的一种错觉。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我的专业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领域,我的著作和文章是整个社会精神生产的一部分。它是用这种方式影响社会。既然是社会的分工,就有一个社会责任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贯彻“二为”方针,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我们站在讲堂上、我们写文章,著书立说,一定不能信口开河,谬种流传,误导读者,误导学生,我以为这有悖学者的使命。

二、阵地意识。哲学社会科学既是科学又具有意识形态性。我们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阵地意识,对在学术幌子下推行的“西化”、“分化”图谋,进行有分析有深度的反击。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在批判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三、学术意识。要提高我们研究的学术水平,勇于创新。要通过教改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教学水平,培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培养一批理论联系实际,功底扎实,勇于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和青年理论骨干,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咨政育人,提高全民族人文素质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承认,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困难还是不少的。与自然科学技术人员相比,哲学社会科学人员的地位和待遇不平衡,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内部,也有不平衡的问题。这对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是很不利的。但是,就我们自己而言,既然有幸在这个领域工作,就不能过多考虑个人的名利得失。我们一定要有事业心,要为繁荣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而奋斗。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学者,更应该有这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 (本报记者 范伟 李玉梅)

简历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30年12月30日生于江西波阳,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是新中国建立后培养出来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第三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现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北京市社科联常委、全国高校人文学科咨询委员会成员、“两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从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走向历史的深处》、《被肢解的马克思》、《陈先达文集》、《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漫步遐思——哲学随想录》、《静园夜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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