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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周文玖  
 

——历史是一座巨大的智慧宝库

在中国的封建皇帝中,唐太宗是一个重视历史的人。本文的标题“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就是这位名君发出的感叹。这一感叹,既是他治国经验的总结,也反映出他认识到了史书在稳固唐朝统治的重要性。在《修〈晋书〉诏》中,他还盛赞读史书的好处:“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不错,历史是一座巨大的智慧宝库。作为一个政治家,唐太宗自觉地挖掘和利用了这一智慧宝库,创造了唐皇朝的空前繁荣。没有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和总结,就不可能出现“贞观之治”。“史籍之为用”,在唐太宗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唐朝是继魏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的分裂割据以及隋朝的短暂的统一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皇朝。特别是一度强盛的隋朝,在很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对唐初的统治者是深刻的教训。唐初统治者如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等能够直面历史,敢于用历史上的嘉言懿行、明君贤相来匡正自己的言行,用历史上的昏君暴君庸君的腐败残暴导致国破人亡的教训时时提醒自己,表现出封建统治者对历史少有的自警勇气和自觉借鉴意识。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下诏撰修魏、齐、周、隋、梁、陈诸代史,说:“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穷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并要求史官撰史“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这次修史活动虽然无果而终,但为唐太宗时期的大规模修史奠定了基础。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正式设立史馆,再次下诏修五代史。七年之后,《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等五代史同时修成,唐太宗十分高兴,对史臣们的业绩给予嘉勉。他首先肯定了史书的作用,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惮恶,足为将来之戒”。接着历数了秦始皇、隋炀帝害怕历史、毁坏史籍的荒唐:“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并表明自己与他们对待史籍的不同态度:“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唐太宗重视修史,更重视在政治实践中读史、用史。在他身边,有许多精通历史的名臣,与他经常“商榷古今”,成为讽谏的专家,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虞世南、萧瑀、王珪、刘洎、马周等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对贞观时期的重大政治决策都起了很大作用,对唐太宗的为君之道产生了积极影响。唐太宗有一句名言,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以古为镜”,表明他注重借鉴历史。他常以自己的体会要求群臣多读“古籍”,提倡群臣“事之闲,宜观典籍”。有一次,他还送给以直谏著称的李大亮一部《汉纪》,说:“此书叙致简要,议论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唐太宗提倡“纳谏”,对直言己过和批评时政者,并不介意,甚至还表现了很大的尊重。如有一个叫皇甫德参的县丞,上书批评皇帝,唐太宗开始有点生气,认为是“讪谤”,魏征对唐太宗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唐太宗认为有道理,还下令赏赐这位县丞二十段布帛。虞世南是一位老臣,历史知识特别渊博,著有《帝王略论》,唐太宗在政务暇隙时,常与他“共观经史”,探讨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极其悲痛,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魏征也是一位很有历史见识的史学家,主持修撰了《隋书》,其中的序、史论均出于魏征之手。他重视比较隋文帝和隋炀帝的为政得失,对隋朝迅速走向败亡的原因进行了发人深省的反思,并将隋朝的历史与秦朝的历史作比较,得出结论说:“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魏征的总结当然存有阶级的偏见,但他对隋朝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是深刻的,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唐太宗谈论历史以及教导太子诸王时,提到的反面教员最多的就是隋炀帝。魏征的勇于规谏,也深受唐太宗的敬重。魏征死后,唐太宗亲临恸哭,说:“昔惟魏征,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

唐玄宗时期,有一个名叫吴兢的史学家,将唐太宗与大臣论政的言论分类编辑,成《贞观政要》一书。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谈论什么问题,唐太宗和大臣们都娴熟地运用历史知识。在征伐、安边等问题上,大臣们用历史事实对唐太宗劝戒,避免了许多失误。

唐太宗的用人、任贤、纳谏等都表现了非凡的气度,他的优良的政治品质与他的历史素养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说没有对历史的重视,就没有“贞观之治”,决不是夸大其辞。此后,唐朝的一位著名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对史学的价值这样说道:“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千年以来,这句话经常为人们所引用。若用它来解释唐太宗所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可以说也是十分贴切的。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的国家,丰富的史学遗产为世所罕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梁启超也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拥有巨大的历史知识宝库。那么怎样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呢?在这方面,我们的先人也有很好的论述。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王夫之也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为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他们都强调历史的借鉴性,而反对照搬照抄历史,认为不可古今混同。

历史具有连续性,惟其如此,历史才可以借鉴;但历史又有一度性、不可重复性,惟知如此,现实生活中才不可套用历史。理解此二点,历史方能真正成为智慧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太宗的这句话,值得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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