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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周文玖  
 

——谈读史与人生修养

《易大畜》象传有言:“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里的“前言往行”,就是过去的言论和行为,主要是指前人的嘉言懿行;畜通“蓄”,积累、积蓄的意思;德不仅指道德、品行,还包含见解、器识等。因为“前言往行”,是通过读史才能知道的,所以,这句话实际讲的是读史与人生修养的问题。即是说,君子要通过学习历史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培养自己的器识。

中国的历史著述历来有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优良传统,具体表现在“明是非”、“别善恶”和“观成败”等方面。在最早的文献典籍《尚书》中,就记载了周公重视借鉴历史的言论,他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 “殷鉴”这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周公很懂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明历史上的做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如他告戒周人和成王要“勤用明德”、“敬德保民”;不要崇饮尚酒,不能滥施刑法,不要陷于淫逸。周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成康之治”、西周的繁荣有深远的影响,无怪乎孔子称颂周公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礼记·经解》如此评价《尚书》:“疏通知远,《书》教也”。这是说,《尚书》这部书的根本目的是“疏通知远”,即梳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以预测和展望未来。

孔子写的《春秋》非常简略,但在用字上十分讲究,如写战争,就有伐、侵、入、围、取、救、袭、灭等等书法,后人称之“属辞比事而不乱”。孔子在《春秋》中用不同的字表示了对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的态度和评价,具有惩恶劝善的用意。孔子撰史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司马迁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并表示要继《春秋》而写《史记》。

司马迁作《史记》,创立了纪传体的史书体裁,该体裁由本纪、表、志、世家、列传组成,包容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他明确地说自己写史书,是“述往事,思来者”,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历史盛衰处特别注意用墨重写,以做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中有大量的人物传记,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的人物,上自皇帝、王侯,下至游侠、买卖商人等黎民百姓,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司马迁将历史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感人至深,宋人杨万里曾评价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云:“今读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这是赞美袁枢的书写的精彩,其实这句话用在评述《史记》也极其合适。如司马迁写刘邦和项羽,就是如此。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两个人各有神采,人物形象都写得很丰满。刘邦知人善任,为人豁达,但在生活上从早年一直到做皇帝,都脱离不了无赖汉的习气。他年轻时懒散,吃喝玩乐;起义后,鄙视儒生。有一次,一个六十多岁的儒生郦食其求见,刘邦伸着腿无礼地坐在床边,让两个女孩子为他洗脚。郦食其问:“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领诸侯破秦也?”刘邦一听,大骂道:“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食其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这是说,你要推翻暴秦,你就不应该这样对长者无礼。刘邦听了这话,马上整理衣冠,恭对郦食其,让其上坐,并表示歉意,后来还听从了郦食其的策划,扭转了起义初期的被动局面。他对张良、萧何、韩信、陈平的信任和器重,使他多次转危为安。他废秦法,网罗民心,安定民众,终于赢得支持。司马迁称赞他“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也”。项羽在司马迁笔下则是个“自矜功战,奋其私智”的悲剧英雄,他自幼就有雄心,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武艺高强且有军事组织才干,但他的弱点是刚愎自用,不能提拔人,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遇事优柔寡断,还有他性情残暴、好杀人,最后终于败亡。司马迁同情项羽,惋惜项羽,但对他的缺点也进行了批评:“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其不谬哉!”司马迁有意将项羽和刘邦对照着写,用这两个典型历史人物的事迹来揭示得失存亡之理。司马迁善于抓历史人物的特点,善于从个性中反映历史发展变化的共性。

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离开了人的活动,历史什么也不是。我国传统史书在反映历史时总是大量地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行以及他们的历史影响,其中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后人能够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学习和领悟做人的道理,处事的本领,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或者警示。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的确,一个人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就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自然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

人的修养包括许多方面,因此提高修养也有多种途径和方式。但学习历史知识则是最基本的途径之一。中国有句古话“温故知新”。温故是手段,知新是目的。没有“温故”这个手段,“知新”就会有很大的局限,二者是统一的。事实上,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历史,亲历历史,时刻在“温故知新”,在向历史学习。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基本标志。但是自觉的向历史学习和不自觉的学习是不同的,这里面有高下之别,精粗之分。李大钊说:“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这就是说,人们愈是自觉地“温故”,愈是能够更好地“知新”,也愈是能够更好地做人和处事。李大钊的这些话,与二千多年前先哲提出的“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相通的,都说明了历史学习对于人生、对于人类创造历史和开辟未来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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