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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盛观衰”与“承敝易变” 周文玖  
 

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者,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梁启超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见盛观衰”、“承敝易变”是司马迁考察历史的重要方法,史学著作能给政治家以智慧以启迪,这两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写《史记》,目的在于“述往事,思来者”;他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说,他写历史是为了未来;搜集天下的史料,考证史实,是为了探讨历史上成败兴亡的道理。他给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用史学家特有的方式——“原始察终”即考察事件发展的完整过程,来认识历史。在考察中,他注重“见盛观衰”;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处,特别是社会弊端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主张“承敝通变”。“承敝通变”既是他通过研究历史得出的一条经验,也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

在司马迁的笔下,大到一个朝代,小到一个人物,其历史都是一个盛衰荣辱的变化过程。他写盛衰变化,有其独特的历史洞察力,即他善于从事物的内部,发现催促事物走向反面的因素。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也是威震四海,不可一世。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焚百家之书,堕名城,杀豪杰,收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销锋铸鐻,自以为关中稳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可达万世之业。但是这种强大的表象下面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秦始皇抛弃了秦统一六国以前的改革进取精神,到处刻石颂功,宣扬“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焚烧典籍,坑杀儒生,任用酷吏钳绝天下人口,实行愚民政策。这些做法意味着他的统治基础极其脆弱。果然,没过几年,陈涉一呼,“山东豪俊遂并亡秦族”,“强大”的秦皇朝一下子崩溃了。秦朝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项羽的失败同样如此。项羽当年很是强大,“分裂天下,而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但他也有走向衰亡的致命弱点:“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为人专横、残忍、猜疑,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项羽对自己的弱点毫不知晓,到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还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评论他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认为“变”是事物的属性,他吸收《易》学、道家学术中的富有辩证法因素的通变思想,提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是以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司马迁不仅在考察前代历史时注意“见盛观衰”,考察当代史时也是如此。西汉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即位时,社会已是一番盛世景象:“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但在这种繁荣的下面,却有危机的因素存在,司马迁也沉痛地指出了这一点:“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即大地主横行乡里,上层社会争相奢侈,说明在盛世之后,隐藏着衰败的因素和迹象。在《万石张叔列传》、《汲郑列传》、《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用了比较曲折的笔法,揭示了武帝统治下的政治危机。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还直接引用了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对汉武帝的上书,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政策提出了批评。武帝听到他们的言论,受到震动,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颇有相见恨晚之意。汉武帝晚年能够改弦更张,与他能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有着很大的关系。

与“见盛观衰”关系密切的是“变”的问题。“变”是一种客观现象,特别是当社会出现种种弊端的时候,怎样应对,则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一个政治问题。司马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应“承敝易变”。就是说,要针对弊病,进行变革。敝而不改就极其危险:“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而变革的原则是要让民众得到好处。他说:“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这一观点,从思想来源上看,受到《周易》的启示,《周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既强调了“变”,又说明了变的准则,那就是“使民不倦”、“使民宜之”。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的论赞,充分表述了他的“承敝易变”思想:“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得天统也”。把“承敝易变,使民不倦”说成是“得天统”,这无异于把它说成一条“通变”的标准。也就是说,“变”不是无条件的,要针对“敝”而变,“变” 的结果是“使民不倦”。司马迁写了许多变革的事例,这些变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由于遵循了这个原则。如商鞅变法,开始老百姓不习惯,“卒用鞅法,百姓苦之。”但实行了一段时间后,老百姓从中受到益处,“居三年,百姓便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皆贺。”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的变法获得巨大成功,使百姓安定,国力富强,为秦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一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是因为管仲的变革取得成功。而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变革使齐民受益,得到了齐国人的拥护。管仲“与鲍叔、隰朋、高溪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由此可见,司马迁“承敝易变”思想,不仅指出了“变通”的重要性,还对如何变通,变通的原则进行了历史的总结。

司马迁“见盛观衰”、“承敝易变”的历史见识,为后来史学家所称赞和继承。宋代史学家郑樵、朱熹、吕祖谦等都很重视对历史盛衰的考察,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提出的社会变革主张更是发挥了司马迁的“通变”思想。“见盛观衰”与“承敝易变”,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史家的历史智慧,对历代政治家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适时因势地进行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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