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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问题之我见 肖枫  
 

在苏东剧变时期,曾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近年来俄罗斯又兴起了一股怀念斯大林,转而肯定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史功绩的倾向。这种历史的回归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与此同时,近年来我们国内也有学者借这股回归之风,提出了要全面正确地评价斯大林,其中有的学者对斯大林该否定的也不敢否定,甚至认为“斯大林模式”也提不得。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和俄罗斯不同,我们的主流舆论从未全盘否定过斯大林,倒是需要重视对斯大林搞个人专断、破坏法制,严重损害社会主义形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如果轻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形象的损害,低估了斯大林“后遗症”,是达不到全面正确评价斯大林的目的的,而且也不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利于改善和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形象。现将我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孔之见略陈于下,求教于各位。

一是应将斯大林的一生和斯大林模式区别开来。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基本肯定,但对斯大林模式,即对他搞社会主义的那套办法和体制应基本否定。有人担心基本否定斯大林模式会导致否定斯大林,这是没有必要的。即使是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也不等于彻底否定斯大林。别的不说,单是凭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将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强国,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否定斯大林。但对斯大林模式应“基本否定”。只要不是连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也全盘否定,对斯大林模式,即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套做法,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对斯大林模式这种扭曲僵化的模式,没什么可留恋的。这种办法不行,可换一种办法。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主义的前途仍是光明的。

二是不能低估斯大林给社会主义形象造成的损害,即不能轻视斯大林“后遗症”。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在西方和苏联东欧乃至世界上的形象不怎么好,这固然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污蔑和攻击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完全看成是由他们的恶意污蔑和攻击造成的。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确实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这说明斯大林在破坏法制方面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不可轻视的。

三是我们既要同西方的模式划清界线,也要同斯大林模式划清界线。这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我们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但也不是苏联那种一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毛泽东早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页)这就是说,我们也是一种多党制,而不是苏联的那种一党制,但又不是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我们既同西方划清界线,也必须同斯大林模式划清界线,这样才符合实际,并对我们比较有利。

四是要全面认识和正确估价斯大林,就应依据档案材料和历史事实重新修正先前的某些看法。我们的认识不能总停留于50年前的水平,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视为“肃反扩大化”。要认真研究一下当时杀的究竟有多少“反革命”?后来哪些人平反了?根据档案材料,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斯大林的评价也不能总要去掂量是“三七开”还是“六四开”,有个基本估计就够了。我们对斯大林的基本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对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否定中也包含着肯定。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至于肯定和否定各占多大份量,没有必要加以“量化”。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五是要重视从理论上分析和认识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教训。

首先,要重新研究和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列宁是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他说过: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就应该取消他的无产阶级领袖或顾问的资格”。但是他同时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列宁选集》第3卷第835页)这实际上就是强调,社会主义要讲法制、讲纪律、讲秩序。

其次,要重视无产阶级当政掌权之后如何发挥好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的问题。过去总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强调国家暴力的一面,这是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自诞生以来就有两种职能,一是阶级压迫职能,二是社会管理职能。恩格斯说: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5页)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要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除了必要的暴力和强制手段外,更主要的、大量的是发挥好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执政党要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六是要吸取斯大林的历史教训,大力改善社会主义的形象,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社会主义应“使人可亲”,而不能总让人感觉恐怖和可怕。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反右”之前,曾在一份讲话提纲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中国应“使人可亲”(《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1页)。可是后来的政治运动却大大偏离了这一思想,不是使人可亲,而是“使人可怕”。现在我们要重视发挥这一思想,大力改善社会主义的形象。前些年,江泽民同志提出要“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近年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强调要“提高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切都是吸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这既有别于西方模式,也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模式,对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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