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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吕叔湘译《文明与野蛮》 蒋一兵  
 

吕叔湘作为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其影响所及岂止一两代人。1950年代初一本《语法修辞讲话》(吕叔湘及其弟子朱德熙合著)风靡全国,及至1978年恢复高考,笔者诸多属于大龄考生的朋友还是籍此书为基本教材复习语文知识。然而,吕叔湘的学术贡献不只如此,他还是一位翻译家,《文明与野蛮》(1984年商务印书馆版)便是他颇具代表性的译著。

据吕叔湘言,这本《文明与野蛮》是他年轻时翻译的人类学三本书之一,是美国人类学者罗伯特・路威(Robert H・Lowie)写的一本外行内行都能欣赏的人类学“科普”读物。读罢感觉果然如是。即便读者不是人类学研习者,甚至不是学人文社会学科的人,读此书也能了解人类学研究关注的对象是什么,还能通过罗伯特.路威的撰述得到诸多启迪。

比如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罗伯特・路威依据人类学的实证研究指出:“地理只吩咐:如此如此的事情是不能有的,如彼如彼的事情是可以有的”,“要懂得如此者何以如此,如彼者何以如彼,我们必得拿历史来补充地理。”他举日本为例说:“日本的山川,日本的气候,并没有在1867年来它一个突变呀。然而日本的政治家扔掉了向来的闭关政策,扔掉了就扔掉了。于是日本人就跟我们的文明接触了,要些什么就搬些什么过去。再说,也不用等到1867呀,前个一千多年日本不已经大批地输入中国文明了吗?日本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关键是和两个外族的关系——不是日本的地理,是日本的历史。”

再如针对1929年这本书出版时还颇有市场的种族优劣论,路威在论及种族、遗传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时,给出了一个符合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论断:“在人种的基础完全相同的地方也会产生文化上的差异。”因而“人种不能解释文化。”他再次举日本为例说:“1867年那一年并没有突如其来的新种族加入,只因为让新思想往里一跑,文化上便起了突变。”

罗伯特・路威1929年写作出版《文明与野蛮》时是不可能预见那时日本的未来的。然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扔掉了就扔掉了”,“要些什么就搬些什么过去”, “只因为让新思想往里一跑,文化上便起了突变”, 这与日本后来成为经济大国强国,乃至意欲成为政治大国是有很大关系的。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个人,要紧处往往就在面临“扔掉”和“搬些什么”时人们(尤其是政治家)能不能、或已然能够了又敢不敢有作有为。思绪至此,不禁感之慨之!

通观全书,举凡人类生活和发展的方方面面如衣食住行、礼教乐舞、稼穑渔猎、匠作艺技等都在考究之列。恰恰是通过比较不同时代、不同种族的人们这些世代沿袭的生活内容和形式,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人类学家极富哲理的人文思想。

比如述及氏族和国家时写道:“无论什么地方,一个人除对亲族的义务外,对相邻也有一点义务。做近代的国家的根基的是这种乡谊,我们敢于说国家的胚种和家族制一样普遍的也是因为这种乡谊。”另外又说:“统治一千个和你平等的人比统治利害冲突的几个阶级难。”

再比如考察宗教时写道:“人类感觉他在大宇宙中的荏弱无能时,就要皈依超自然。这个可怜的东西,他不想做上帝,他只想在生存竞争中能够苟延残喘,只希望吃了多少辛苦能换得最低限度的乐利。他在二万年以前不能不有宗教;他在二万年之后还是要有宗教。”

那么科学呢?如何认识对人类文明有巨大作用的科学呢?路威说:“有人要问,我们不该计及科学的进步吗?一切超自然的信仰,无论是‘迷信’还是‘宗教’,不是见了科学的面就要步步后退了吗?这个意思很巧妙,但是幼稚。科学诚然成就了一些伟大的改变,但是它没有能改变人生的基本事实。它没有能‘征服自然’,如我们所自夸;它服从了自然,对于实际情况适应得比从前好些,避免了一些可以避免的困难。”诚然,真理再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为谬误!我们重视科学也尊重科学,解决问题要用科学,但是也不能迷信科学。

在书的末尾即第二十三章标题为“进步”这一章中,有一句印成黑体字的话是这样说的:“人类跟着他的生存条件一同发展,没有等到他的善生条件成熟。”读到这句话,笔者不禁掩卷长思,久久地咀嚼着这句话的意味。

以笔者的浅见,这句蕴含深邃思想的话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

其一,人类的发展“没有等到他的善生条件成熟”。想我人类在生物分类中属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仅仅从猿到人的转变就不知历经了多少个万年;其后又遍历茹毛饮血、刀耕火种、肩挑畜犁、火车汽船、核能电算数千百年的文明发展,才达至今天文明发展的高度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然而,溯古,人类何曾有过“成熟”的“善生条件”?抚今,人类也还没有创造出“成熟”的“善生条件”!于是,自人之初“渐渐积聚起许多谋生之法,不独谋生,且谋所以善生”,就成为人类从未停止探究又须永远求索的问题。

其二,人类从没有等到有了“成熟”的“善生条件”才发展,而是“跟着他的生存条件一同发展”的。就这层意思而言,人“跟着他的生存条件一同发展”最典型也最困难的莫过于人猿相揖别那漫长的经历了。当是时,类人猿作为动物中的一个类,“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恩格斯语)。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弃掉曾经是其生存条件的最拿手的本领和能耐,如攀爬窜跃乃至群体生活中动物性的组织行为。一旦他们更多地在地面上生活,就面临着新的充满未知似乎更加危险的生存环境,原来已经成为习惯、习性的生存能力和知识不灵了,没有用了;而新的完全不知是否可以确保自己继续生存的本领还在点点滴滴地习得、养成和并不成熟地使用着。其间,没有什么是自觉的,更谈不上什么是可以预见的。

然而,我们的先祖没有退缩、更没有止步。因为,无论退缩还是止步在那时更多地不是重返动物界而是意味着灭绝。正因为我们的先祖能够因应时势、弃旧取新、其群体生活不断衍生新的组织形式,从未坐等 “成熟”的“善生条件”到来,而是“跟着他的生存条件一同发展”,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才有了人、有了人的发展、有了今天的我们和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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