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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差距:怎么看,怎么办? 周为民  
 

收入差距扩大之成为关注的焦点,并非自今日始,当改革在城市推开以后,它就已是聚讼纷纭的一个焦点。那时,高度集中,效率低下,造成长期普遍贫穷的旧体制已无法继续,于是“允许”自谋职业,“允许”个体户、私营企业等多种经济成份的出现,市场导向、富民为先的渐进改革由此展开。很多人很快富了起来,并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也出现了雇工超过所谓八人标准乃至达百人以上的现象(其中一个典型就是“傻子瓜子”)。同时,这些人很多都是旧体制下的“边缘人”,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过“不良记录”(如投机倒把之类),是当时根本进不到“体制内”的“弱势群体”和穷人,而他们从事的大多又是被当时的“主流社会”看不起的行当。于是,这些受人轻视的人,做为人不屑的事,竟然迅速致富,便在社会心理层面造成了强烈的震荡,由此形成的收入差距在那时就颇为令人瞩目,受人指摘。再加上私营、雇工、剥削等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因素,收入差距更成为争论的一个焦点,而且是在经济体制上“姓社姓资”争论的一个焦点。换言之,当时的收入差距、收入“不公平”已被不少人认为超过了“警戒线”——姓社姓资的“警戒线”。所幸市场化改革并未就此中断、转向。

不是不要必要的收入公平,也不是一概不要问姓社姓资,关键是要正确地提出问题,正确地分析问题。过去如此,现在更需如此,因为现在的情况,在有的方面,比过去更复杂一些了。

正确看待收入差距问题,首先要注意从整体上准确把握社会收入差距(包括群体、行业、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乃至财产差距)的真实状况及其影响,这就要有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的实事求是的研究。

一方面要实其事,多做把事实搞清楚的实证研究。现在媒体上议论收入差距的文章很多,声调很高,但大多缺乏研究,似是而非。与此不同,《经济研究》今年第九期发表的江小涓等人的文章就很值得郑重关心收入差距问题的人们阅读研究。这篇论文不是简单地从名义收入上观察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而是综合考虑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对不同地区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差异,特别是那些不可流动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差异作了实证分析,进而指出,我国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小于名义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应求其是,多从实证研究中揭示收入差距的真实原因。在这方面,王小鲁、樊纲的一篇文章也很值得一读,这是《经济研究》今年第十期上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篇论文同样以有说服力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经济增长、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对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并得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结论,例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是中长期中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主要途径;市场化并不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合理的市场化能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

这样一些严肃认真的研究还有不少,可惜有的“媒体写作者”不太了解,也不太感兴趣,而是热衷于一些空泛浮躁偏颇庸俗的议论,甚至似乎只有那些放言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大原则,否定市场经济发展,而空谈平等,随意美化旧体制的言论才是为穷人代言,才算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谁不同意这种错误思潮,谁就是为“强势群体”、“富人阶层”说话,就是没有“社会良知”,就是“西化”。媒体、知识分子、广大民众,特别是政府部门,都应当防止受这种不论动机如何,实际上是鼓动不满、加剧矛盾、制造社会对立的思潮和情绪的影响,否则将不仅仅是增加按正确方向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和维护稳定的难度。必须看到,这一类言论,没有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际,违背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也不可能真有助于穷人。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如王、樊所分析的那样),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目前社会上的许多议论认为是市场化,这是完全搞错了。市场化是要打破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的;是要以市场方式取代特权、行政控制方式来配置资源的;是要让市场价格机制不仅在商品市场上而且在要素市场上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按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市场的按要素分配与市场配置资源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过程),但我们看到,在收入差距上,最使民众侧目、不满的,恰恰是由垄断、特权、行政控制等非市场乃至反市场的因素及由此而来的寻租、腐败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一些企业、行业的超高收入靠什么得到的?主要不就是靠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的特权吗?人们不妨想想,多年来,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是什么情况?不仅商品短缺的现象消除了,而且价格一降再降,受惠最大的是我们这些作为消费者的老百姓,但那些垄断行业呢?正相反,其价格不是长期居高不下,就是一涨再涨,甚至还硬是搞一些很古怪的高收费,同时不少产品却依旧短缺,不时闹出这荒那荒。人们不妨再想想,导致农民失地而又得不到足够补偿的,难道是诉诸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的市场的力量吗?

经济的市场化,最具实质意义的,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但恰恰在要素市场上,由于种种障碍,市场关系的深化受到阻滞,垄断、权力控制等因素突出地存在着,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资源的配置。这种状况为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提供了便利,使民众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而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乃至财产差距正是其最直接的分配效应。

所以,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不充分、不到位,还没有从根本上“化”出市场的基础及在此基础上的完备的市场体制和市场体系,是还没有被“化”掉的那些非市场和反市场的旧体制因素。因此,结论也是很清楚的,正确处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固然需要从多个方面着力,但不断消除那些旧体制因素的影响,在要素市场上深入推进市场化,将是有效控制、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而这也正是改革攻坚的基本方向。

中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其根本意义而言,是人类现代文明进程中规模最大的一项反贫困事业。不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道路,十几亿中国人要摆脱贫穷是不可能的。改革、市场化任重道远,其间也有一些战术上的失误需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改进,但在战略上不可不排除干扰,保持清醒和坚定。无论是观察和处理收入差距问题还是发展中的其它问题,都应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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