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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王选 王宏甲  
 

王选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等多种国内外大奖,他一生中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无疑非常卓越,但他更大的成就不仅在科研领域,更体现在一个科学家去攀登产业和市场的成功历程中。

他把创新的科技成果推向了产业化,从而结束了我国排版印刷“铅与火”的时代,进入“光与电”的世纪。其意义已经超越哪个企业集团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而是依靠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力量,使我国编辑、印刷、出版全行业实现了从工业时代向数字化时代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一个比攀登科技高峰更难更辉煌的历程。

20世纪中国科研和生产力发展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不在于哪一项科技发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是中国科教知识分子直接登上产业和市场的舞台,成为新兴的先进生产力代表。王选是开拓我国知识型经济的先驱者之一。

他早在2000年10月6日写下的遗愿中说:“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做了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

他还写道:“我对方正和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这既是对年轻一代满载的信心也是期望。我们今天纪念王选,最好的方式就是记取他一生中曾经的奋斗历程,那样的善于学习,在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辽阔背景上建设自己的知识结构,那样的勇于在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实践中发愤创新,那样的自强不息,那样的毅力和智慧。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可能怀抱理想,都可能面对很多抉择。王选也有过多次足以影响人生未来的抉择,他每次选择都把自己的人生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今天回顾他的一生,我仍以为他70年岁月中至少有八次重要选择是他一生中最睿智的步伐,其宝贵并不仅仅在于成就了王选,更在于对后人深有启迪。

王选1937年2月5日生于上海,1954年考进北京大学。 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发生在1956年大学二年级选择专业的时日。那时班上大部分同学选择了纯数学,因数学被认为是科技领域的皇冠,纯数学则被认为是皇冠上的明珠。纯数学的光芒可以照耀到一切科技领域。另一项选择是计算数学,这只是一个分支学科,北大刚刚设这门学科,连教材都缺乏,可谓冷清而荒凉。王选就选了这个“冷门”。

他看到,我国1956年1月刚制定的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把原子能、自动控制和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他说:“周恩来总理也说,计算技术是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的重点技术。”今天我们从中抽象出来看,实际上他是选择了我国发展的迫切需要。

他的这次选择,决定了他未来一生的走向。1958年我国掀起研究计算机热潮,王选成为我国最早研究计算机技术的奠基者之一。我们也可以收获这样一个认识: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必蕴藏着人生的远大前途。至于“冷清和荒凉”,那才是更容易出彩的地方。拓荒也意味着呼唤创新,这会强烈地挑战和呼唤一个青年胸怀的理想、志向与聪明才智。王选不久就听到了这样的召唤。

回顾王选的选择,我想可以写上:没有什么比抉择更能影响人的前程,没有什么比认识更能影响人的一生。认识甚至更加重要,因为认识是抉择的前提,是创造前程真正的出发点。

1961年他选择了:“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并说,“我当时有种茅塞顿开之感。”这其实是选择了“跨领域”研究。如同阴阳结合分娩出生命,没有“跨领域”就没有创新。“跨领域”是导致创新的最佳途径。王选一生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坚持自主创新技术研究,这项抉择便算得上是他人生第二次重要选择。

也在1961年,他还作出了第三次重要选择:每天半小时收听英国BBC广播的英语。王选上大学时读的是俄语,计算机技术美国最为发达,他意识到从事计算机研究,更多地要从美国学东西,那就有必要学英语。这个选择,导致他学英语并掌握了英语,这使他日后得以直接阅读到许多英文资料,从而能够同世界科技的前沿发展同频共振,并为他的第四次选择打下了基础。这项选择,其实不只是选择自学英语,而是在大学毕业和从事科研之后,选择了扩充和建设自己宽广的知识结构。

就在他如琢如磨地深入研究的日子,他因饥饿加劳累患重病久治不愈,生命岌岌可危,1962年被护送回上海老家。列车长鸣着把王选带走了,送站的老师和朋友感到好像经历了一场诀别。

此后在母亲坚持为他请医治疗和精心照料下,生命出现转机。他继续计算机研究。再后疾病卷土重来,又在妻子陈堃銶老师的精心照料下死里逃生。1975年王选38岁了,仍病休在家。人生还能做些什么?就在这年,他作出了第四次重大抉择。

这次抉择意义非凡,但难度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随着当代电子计算机和光学技术的发展,西方结束了活字印刷术,采用了“照排技术”。当代印刷技术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将比过去一千年里产生的作用更加显著。我国仍停留在铅印阶段,怎能跟上世界步伐? 1974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我国开始了一项“748工程”科研。王选听到这个消息已是1975年,他最感兴趣的“汉字精密照排”,国内已有5家投入科研。王选正病休在家,能做什么?

但他决定了:我要做!

他动员起自己还很虚弱的身体,日复一日地挤公共汽车去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杂志。从北大到地处和平街的情报所车费3毛钱,少坐一站可节省5分,王选总是选择少坐一站。你可看到,他生活的清贫已经到了节省5分钱就很有意义的田地。

但是,没有关系。1975年的春天在首都街头的树枝上发芽。王选在和平西街站下车,阳光洒落肩头,你可听见,有一支歌,正穿越街市,向前途轻轻飞去……走到情报所,王选就该使劲喘气了,但资料上的海外消息,像氧气那样可供他呼吸……“我常常发现,我是那些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

他看到,世界上第一台照排机是“手动式”的,1946年在美国问世。50年代美国发展了“光学机械式”二代机。1965年德国推出“阴极射线管”三代机。1975年英国研制的“激光照排”四代机即将问世。再看我国,正在研制照排系统的5家,分别选择了研制二代机和三代机。王选选择了直接向第四代激光照排机挺进。

他的选择似有凌云气概,可是,有可能做成吗?

他的选择基于他认识到:由于我国基础工业落后,搞二代机,三代机都有一系列很难过关的问题。王选其实是以别无选择的方式向自己的大脑要出路:他开创性地以“轮廓加参数”的数学描述方法,研究出一整套高倍率汉字信息压缩、还原、变倍技术,从而使机械部分变得简单。但他的方案被认为“妄想一步登天”,还被戏称为“数学游戏”。

然而,正是这个“数学游戏”,踩到了数字化技术的台阶。因而他的这次选择,其实是早在1975年选择了向数字化时代挺进。

在我国连“一代机”都没有搞出来的落后背景下,他的这项选择在今天看来还可以称之:是选择了“跨越式研究和发展”。在世界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也只有选择“顶天”科研才有大前途。他选择“顶天”,选择“跨越”,选择“自主创新”,在今天仍有巨大意义。

1982年我国专利工作尚未出台,王选的科研成果通过申请欧洲专利获得成功。王选也由此成为世界进入工业时代数百年来,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欧洲专利的人。

但难题接踵而至。英国、日本、美国搞的汉字照排系统相继打进中国市场。王选虽有“顶天”技术,却眼睁睁看着外国产品在中国长驱直入。如果你的技术不能尽快变成产品,就会变成废物。

这是一种怎样残酷的现实?最前沿的“现实”在帮助王选开阔眼界……是在这时,他看见那些“集团”了,他面对的是一个个外国集团公司,自己这一方只是科研部门和生产厂家组成的松散的研制组。如何与多国企业集团竞争?他作出了一生中第五次重大抉择:与企业合作,走与西方企业集团决战市场的道路。

办企业,开发新产品,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都在做。但要把自主创新的高技术推向产业化是非常艰难的。这期间,王选在北大成为积极倡导“产学研相结合”的第一人,促进了北大办公司的进程。此后,北大新技术公司通过经营王选主持研制的照排系统,迅速发展为北大方正集团,在与西方多国企业逐鹿中国电子照排机市场的鏖战中,终于击败同类外国产品。到1989年底,所有来华的同类外国产品全部退出中国大陆市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振奋人心的奇迹之一。

1991年王选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4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时西方电子印刷技术仍占领着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市场,特别是彩印市场。王选在1993年春节期间,仍像往年一样闭门搞设计。年后,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回来,王选把设计给他看。学生看过后对导师说:“王老师,你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因为IBM的PC机主线上有一条线,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王选愣住。因为他明白了,自己苦苦钻研了两个星期的设计,被学生一句话否定了。这是王选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

“本来,我以为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可以做到60岁。”现在,犹如看见一个海边的黄昏,往事潮水般在夕照中涌来……从投身这项科研以来,18年了,他奉献了所有的节假日,“18年来可以说一口气都没有歇过。”他为自己始终能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感到自豪。可是,“今天,我看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我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在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岂不是更差!”

他作出了人生中第六次重大抉择:让年轻人来挑重担。就在这一年,王选把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此后,由这些年轻人主持完成了彩色技术的重大突破,为方正系统进取香港、台湾市场,以及进入美国华文市场和日本的日文市场作出重要贡献。王选在感到自己不如年轻人的时候作出的第六次抉择,是他人生中最智慧的选择。

1995年,王选率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全员汇入北大方正集团,这不是“合作”,而是融为一体。方正集团接着在香港上市,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如果把王选的科研追求称为“顶天”,他率研究所全员投身企业便是“立地”。这是王选的第七次重大选择。

虽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我国人所共知,但科学技术只有开发为社会化的产品,才能变成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企业才是开发和经营一切产品,实现产业化的主体。一个国家的科研水平高,国家不一定富强。一个国家的企业发达,则表明对科技的研发和使用能力达到无可置疑的高水平。由于王选已是中国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的成功非常容易被看成是科技方面的成功。其实,我们只有看到王选对企业的重视和贡献,才算真正看见王选。

此时,我国很多企业还严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下岗纷纷,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则有大部分科研成果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北大科研力量与企业力量会师,正以雄健的强音告诉我们:我国的科研力量与企业力量实现伟大的会师,中华民族才会真正顶天立地站起来。

2002年初,王选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把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以及北京大学的奖励金共900万元用于设立“王选科技创新基金”,以支持和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从事具有基础性、前沿性的中长期科技创新技术研究。在他的支持或培养下,已有一批勇于创新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

他作出的这项抉择,深深地寄托着他对创新事业一如既往的追求,对年轻一代的厚爱和厚望,是功在当代且功垂后世的,完全称得上是他人生中第八次重大抉择。

王选生前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还曾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兼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统一,建言献策,做了许多社会工作,鞠躬尽瘁。

在2006年1月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号召为建立创新型国家而奋斗。王选的一生便是坚持创新发展的楷模。他坚持的创新,不仅是在科技领域坚持自主创新研究,更包括一个科学家身体力行去攀登产业和市场的创新实践。他获的科技奖项还有: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首届毕昇奖,首届中国专利金奖,陈嘉庚技术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牌,美洲华人工程师学会成就奖等等,可谓灿若星罗。但他一生中的成就确然是超越科研领域的,他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他还是开拓中国知识型经济的先驱者之一。

回顾王选的一生,他从青年时开始,几乎一生都在同疾病作斗争中完成了我国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和推向产业化。他的奇迹,也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终身奋斗不息的成功,更是一位中国人与长期的病魔搏斗终生,强烈地要为祖国的进步做出贡献,要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奇迹!他的一生是非常辛苦的。2006年2月13日11时03分,他因病在北京辞世,享年70岁,完成了他极其艰辛而卓越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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