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国家大局 思想理论 市场经济 民主法制 学术思潮 科学技术 中外历史 干部教育
当代世界 参考文摘 社会观察 党的建设 文化教育 军事国防 文学艺术 特别专题
 
  再论财产权利 周为民  
 

笔者曾在过去几篇文章中,解释过财产权利对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社会道德的意义(见《中国社会科学》2002,4,《上海改革》2003,11等)。与此相联系,还有两个更具基础性的问题需要说明,又有一个长期存在误解的问题需要厘清,因再论之。

一、财产权的效率观点:没有财产权就不能保护社会财富、资源和劳动

从效率观点来看,财产权的一般根据来自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约束条件。如果我们生活在天堂,或者能像“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样,随心所欲,应有尽有,那就完全不需要财产权——天堂是无所不有,唯独没有财产权的地方。但是很遗憾也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人间。自女娲拿黄土造出人来以后,或者说,自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在任何时点上,相对于人类需要的物质财富都是不足的,因为可用来创造财富的资源是稀缺的。这就产生了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即怎样配置资源才能有效率地(亦即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这个问题实际就是分工问题,资源如何配置也就是资源如何分工,首先和最直接的是作为基本经济资源的劳动如何分工(劳动的分工引致或决定了其它经济资源的分工)。分工问题同时又是交换问题,处于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人们必须相互交换劳动产品才能满足各自的多方面的需要。而交换问题的实质则是产权问题。社会分工形成了劳动及其产品的确定的所有权,从而形成了交换的前提。任何物品,如果没有确定的所有权,是不会进入交换的。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彼此交换产品,实质是交换产权。

让我们再换一个方式说这回事。任何人来到世间,总要占有资源。“占有是一个事实,一个不可解释的事实”(马克思语)。但由于资源的稀缺,由于财富的创造要靠劳动,因而如何占有的问题便至关重要。是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包括抢掠、偷盗、欺骗等等),还是靠赏赐、配给的威权主义?抑或是靠分工劳动、公平交易的市场方式?各种不同的占有方式意味着不同的产权安排,即关于财产如何获得、如何转让、人们如何从中受益(或受损后如何补偿)、如何解决利益冲突的不同的权利结构。而不同的产权安排、占有方式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率,对资源使用、财富生产会形成不同的激励。事实上,产权安排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因素。所以,资源如何有效配置这个基本经济问题的实质是产权如何有效配置。揭示这一点,是产权经济学的理论贡献,相对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成果。

于是我们就可以明白,确定的财产权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条件和最基本的组织方式。上面那个关于天堂的假定,意思是说,如果人类用不着劳动,就不需要财产权。反过来看,如果没有财产权,人们就不会“自愿”去劳动,因为无法靠劳动来获得资源,即无法占有劳动(劳动产品)。这时,代替人类经济活动的,只会是普遍的战争状态,也就是人们以种种非生产性的乃至破坏性的方式抢夺、侵占有限财富和资源的状态。请不要以为这只是某种猜想的或思想实验中的自然状态(如像墨子和西人霍布斯所设想的),只要缺乏有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实质的结果就会是这样,至多是有些程度上的差别而已,至多是以漂亮的说词、冠冕堂皇的名目伪装起来而已,例如分明是凭借垄断的寻租行为,却说什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公共的需要之类。因此,没有确定的、有效率的财产权制度,社会的一切财富和资源就一定是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就一定会不断耗散于无休止的掠夺和破坏之中。这种争夺、侵占不仅仅是造成不公正的占有,也不仅仅是使增加财富和资源的生产性活动失去激励,而且会使财富和资源的存量遭到巨大的破坏。这就如同抢瓷器店,除了抢走一些以外,一定有更多的瓷器在抢夺的过程中被打碎砸烂(奥尔森的例子)。我们不是屡屡见到那种只不过为了自己攫取一点点“好处”就不惜使公共财产(包括资源)遭到以天文数字计的惊人损失的情形吗?就拿我们的自然生态不断恶化的问题、土地资源被任意侵占滥用的问题来说,其根本原因也是在这里,在财产权的制度安排上。同样,如果缺乏“好”的财产权制度,不仅劳动不会受到尊重,而且,就长期和整体而言,社会根本无法真正组织起有效率的劳动,更不要说任何创造性的劳动了。

二、财产权的伦理意义: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人的基本自由,乃至没有人的生命权

经济学首先从效率观点解释财产权的意义,这一点常常使很多人不甚满意,认为经济学只讲冷冰冰的效率,忽视更重要的价值,如平等。而这样的价值则往往被用作反对财产权的最重要的理由和最富社会鼓动性的口号。其实不然。经济学乃至其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以效率观点对财产权的解释,首先说明的当然是财产权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意义,而社会经济活动,或人的社会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使人在社会意义上成其为人的活动,所以关于财产权的效率观点远比人们初看上去所能理解的要深刻得多。它在人使人成为人的活动中发现了人使人成为人的社会条件,从而是在把人的这种存在条件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意义上来肯定财产权的。它的逻辑立足于并一以贯之地坚持着人类最为重要的价值――生存与自由,或者说,自由的生存。

让我们具体地说。

一个人,不论性别、种族、血统,一旦出生,即有生存的权利。这是源自人类原初道德情感的基本正义,乃至可称为自然正义。任何人,终其一生,其生命权或生存权不可剥夺,除非他侵犯了别人的同样的权利,否则便是违反基本正义的。而所谓生命权,就是人身自由权。一个人的生命不受任何强力的任意侵害,包含着他的身体的任何部分、他的健康、他的人身的自由状态不受任何强力的任意侵害的意思,因为这都是他的生命的组成部分和生存的体现。从这一点出发,任何人均有不受他人奴役的权利,因为对一个人的奴役意味着对他的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剥夺,从而是对他的人身亦即他的生命的控制和支配。所以,企图奴役一个人,就是企图夺去他的生命。洛克说,谁企图奴役另一个人,“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这应被理解为对那人的生命有所企图的表示”。

因此,一个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就必须拥有并保护自己的人身自由,就必须免遭奴役。这意味着他必须获得实现其人身自由从而保全其生命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财产。

需要立即请读者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财产,而不是“生活资料”、“物质资料”等等。其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财产是关于自主性的概念,是关于权利的概念,而后者不是。

财产,作为人的生命与自由的条件,是人从他的生命活动中获得的,也就是从劳动中获得的(关于财产权的正当来源,在思想史上存在不同见解。洛克所主张的,即是这种劳动财产说)。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生命权,亦即承认一个人拥有并且只有他自己才拥有他的人身权,我们实际上就同时承认了一个人对他的劳动及其结果的所有权。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在初始状态下,属于他的生命能力,劳动是他对自己的人身的一种运用。有人身权,就有对劳动(能力)的所有权。而劳动的所有权则表现为对劳动结果的所有权。任何人对其劳动结果的排他的占有,是其劳动所有权本身的实现方式,舍此便无所谓劳动(能力)的所有权。由此我们即可以看出,财产是怎样形成的,也就可以明白,财产权实际是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在劳动过程中(通过劳动过程)的一个表现、一个延伸、一个结果。正因为如此,财产权,以劳动获得财产并自主地支配财产,是人的不受禁止、不可剥夺的最基本的权利。当然,作为一个必要的补充,应当强调财产权的获得与行使的正当性。在这方面,诺齐克所谓获取的正义、转让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可以被认为是基本的原则。

企图侵犯、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权意味着什么呢?决不只是意味着企图夺走他的物品,由于这些物品是他的自由和生命的保证,因此这就意味着企图夺走他的自由,夺走他的生命,也就意味着与他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对侵犯他人财产权这件事的性质,只能作这样的理解。

关于财产与自由的关系,马克思说得也非常清楚。他告诉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私有制,一种是劳动者的私有制,一种是非劳动者的私有制。他在以小生产的私有制来说明前者时,指出这种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非一般地批判私有制,而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对马克思的严重的误读。详述这一点超出了本文的任务,但我已在其它文章中作过说明),而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全部批判,都集中于一点,即这种私有制是以剥夺大多数人的私有财产为前提的非劳动者的私有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正是建立在使劳动者丧失财产的基础上的。由于劳动者被剥夺了财产,劳动便丧失了自主性质,而成为异化劳动,劳动者便不得不将自己的皮交给资本家去鞣。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种对抗,也就是洛克所说的因奴役别人的企图而引起的战争状态。

当然,马克思所谴责的资本对劳动的统制,比奴隶制度文明得多,但这并没有改变其剥夺别人财产从而导致奴役的性质。它反而让我们知道,奴役,也就是将他人置于一种绝对权力的强制之下,会因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财产权作为自由的保证是何等重要。即便在现代社会,我们仍然可能面临各种强权的威胁。譬如说,民主是好的,但可能会发生多数人的暴政;平等是好的,但可能会带来排斥个性的强制;市场当然也是好的,但可能会出现垄断的专横,等等。面对这些风险,人们靠什么获得并护卫他们的自由?再说得大一些,按康德对“绝对命令”的另一个说法,人是目的本身,任何时候任何人(甚至上帝)都不能把他仅仅当作工具来利用。那么,在其现实性上,人们靠什么来实现这个原则呢?靠他们的财产,靠有效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与政治结构。

更深入一点说,自由是一种能力(森特别强调自由的能力)。而构成一个人的自由能力之基础的,是财产。作为自由的保证,它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使人能够自主、理性地参与社会。在这方面,一个人的财产可向社会提供关于他的能力的信息,进一步说,是关于他承担责任的能力的信息(张维迎对此作过很透彻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财产具有“抵押”的作用,可使人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活动的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其“进入”的自由。这是它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消极意义上,财产又使人能够在某种社会组织方式、关系所可能具有的强权威胁、风险和不确定性面前,自主、安全地选择退出,如从被操纵的市场交易条件下退出,从受强制的雇佣劳动关系中退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财产起着一种“保险”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这种“退出”的自由是最为重要的自由,舍此便不存在所谓自由选择。为什么财产是自由的保证?最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布坎南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产权诚如汪丁丁所说,是让我们每个人有家可归的“家”。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人类所追求的价值中,自由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平等、民主等等只有以自由为基础,不以破坏人的基本自由为代价,才是“值得”的,否则免不了南辕北辙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无论是分配上的平等主张,还是社会生活中的民主要求,都只能建立在尊重并维护财产权的基础上,而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虽然对这一点不应作绝对化或僵硬的理解,因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和关系中,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以自由和财产权为代价换取其它目标,也许是必要的,但无论如何,这个基本原则不能改变。

从自由的角度看待财产权,彻底揭示了财产权的意义。这与前述效率观点有矛盾吗?没有矛盾。二者不仅是互补的,而且,效率观点的逻辑导向对自由的充分肯定。实际上,效率观点所坚持的,正是普世价值中的这一核心价值。

三、保护财产权对穷人比对富人更重要

个人财产权在长时期中,在很多人那里,都受到强烈的抨击和谴责,被视为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根源。卢梭曾感叹道,假如当初有人揭穿第一个圈起一块地并声称其属于自己的那个骗子,“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当然,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与社会发展的思想有其深刻性。他也接受洛克关于私有财产来自劳动的观点。)蒲鲁东更以他所说的“粗犷激烈的文体”断言,什么是所有权?所有权就是盗窃!

当一个社会存在着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状况时,财产权本身而不只是关于财产权的某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便很容易受到攻击,甚至很自然地被当作是万恶之源,是一小撮富人精心设计的阴谋、骗术和盗窃工具,废除财产权则被当作是对穷人的拯救。这样的思想因其对贫苦群众的同情而获得了巨大的道义力量和强烈的社会鼓动性,并由此形成长久的影响。但是,人们往往在沉浸于这种正义感的满足时,并不深究、并不在意强制废除了财产权以后会怎样。然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易卜生让娜拉出走了,而鲁迅的深刻却在于他问娜拉走后怎样。奥威尔以他的两篇寓言,对“以后怎样”的问题作了极具思想冲击力和震撼力的回答,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他的先见是怎样敏锐地切中了要害。

本文前面的内容也都是在回答没有了财产权以后会怎样以及为什么会那样的问题。实际上,不仅由于理论的逻辑,而且由于历史提供的根据,我们已完全有理由说,废除财产权,“它是事实上的,但它是不可能的”(借用薄鲁东否定财产权的话)。那种认为财产权仅仅有利于富人而有害于穷人,保护财产权就是保护富人对穷人的强权、特权的观点,尽管影响深远,却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迷误。

前面说过,财产权是生命权的一个延伸,实际就是生命权。正是在穷人那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显到无需再以边际效用的比较来作学究式的证明。一个穷人仅靠可怜的一点财产活命,如果还会被任意侵犯剥夺,譬如说,他只有一间风也能吹进去,雨也能打进去的破屋子可以栖身,却不料你也冲进去了,说铲掉就铲掉;他只靠一辆破三轮维持生计,你又有各种“规定”,说没收就没收,那他可能就失去最后一线生路、最后一点尊严,活不下去了。所以,财产权不仅是民众的基本权利,是他们(不论贫富)基本的必需品,决非富人才有的奢侈品,而且它对穷人的意义比对富人的意义重要得多,其生死攸关的严重性质在穷人那里表现得更加直接,更加尖锐,更加没有回旋余地。推行公社制度,农民失去了土地自主权“以后怎样”?为了免于饿死,他们甚至只能靠公社开证明去逃荒要饭。而中国的改革是怎样开始的?不就是从要饭无着的农民终于冒死求生,争取自己对土地的财产权利开始的吗?

或许有人会说,一边有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财产权,一边是穷人一间破屋子、一辆破三轮的财产权,这正是严重的不平等,一般地讲所谓保护财产权,就是保护这种不平等,完全是为有钱人说话的哲学、经济学。为什么不用更有效的办法帮助穷人?诚然,社会有责任控制贫富悬殊的状况,帮助穷人,并不断增进共同富裕。但是,在帮助穷人的一切办法中,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莫过于以良好的法律与制度充分保护财产权。这不仅是为富人说话,更是为穷人说话。即以平等而论,理性、现实的目标当是权利的平等。在收入与财产的问题上,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有靠自己的劳动和其它要素贡献获取收益,挣得财产的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一个“穷人”,假如他是一个农民,如果他有免于土地被强制低价征收的自由财产权,如果他有进城谋生而免于被强制收容遣返的自由人身权,如果他还有免于被强行压低和拖欠工资的平等谈判的权利,他就有了自主改善其处境的条件和可能;假如他是一个下岗职工,如果他有自己或跟人合伙办个企业而免于多少公章的批准和多少注册资金、多大经营范围的限制的自由创业权,如果他有免于各种法外收费、强制摊派乃至勒索无度的自由财产权,如果他还有免于因种种政策、规定朝令夕改而无偿受损的平等谈判的权利,他同样就有了自主改善其处境的条件和可能。如果这些穷人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幸运地摆脱了贫穷,成了富人,如果他们作为富人所拥有的财产权同样受到充分的保护,他们就能帮助更多的穷人,并且给穷人以希望和激励,使他们获得靠自己的奋斗站立起来,抬起头来的信心。如果我们的社会是这样一个保障权利的社会,它就是为穷人和富人所一致信赖的社会,就是开放、流动、富有活力的社会,就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自由的家园。在其中,会有贫富差距,但这是流动中的差距,因而不会造成贫富之间相互仇视的对立或对抗。实际上,决定所谓基尼系数警戒线的关键因素,并非收入均等程度,而是权利平等程度。

我们说保护财产权对穷人比对富人更重要,是要澄清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迷误,并不意味着保护富人的财产权不重要。为了穷人而侵犯剥夺富人的合法财产,不仅与剥夺穷人一样违反社会正义,而且是制造更多穷人的办法。真为穷人着想,就要切实保障、一体保障民众的财产权利。中国目前一些突出的民生问题,其症结往往是民权问题,即民权不充分,仍受到过多的管制和限制。各种不合理的管制、限制、垄断,以其特权任意侵犯民众的财产权利与自由,同时成为寻租盛行、腐败丛生的渊薮。此弊不除,它就会不断制造出更多的穷人,更大的贫富差距和对立。

最后,笔者要强调提出的一点是,财产权至关重要,而又十分脆弱;事实上,社会越发展,财产权越脆弱,越容易受到侵犯。例如,随着财产组织方式、资产选择形式的多样化以至技术的进步,股权比地权、知识产权比物权、无形资产比有形资产更难保护,更不用说公共权力、政治行政力量的不断强大所带来的影响了。而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社会越发展,财产权越脆弱,保护财产权这件事就越重要。事实上,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和资本市场的各种组织技术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都是为有效保护财产权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与法律制度的不断进步、完善,也集中表现在对公民财产权利、基本权利的更充分的保护上。德沃金的那本书被认为是法理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愿我们的每一个公民,不论贫富;愿我们的每一个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记住并理解他用作书名的那句话――认真对待权利。

注:本文是曾在2004年6月应约发表于《理论前沿》的一篇文章中的三个部分(原文包括上下两篇四个部分)。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如物权法被搁置等等,遂应友人建议,再于《学习时报》发表。有个别文字和标点的改动。


 
   
打印本页
好友推荐
发表观点
相关文章
 
版权所有 学习时报社 电子邮件: xxsb@263.net 电话: 86-10-6280513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技术支持: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未经书面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2004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