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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哲学是21世纪现代化建设重要的理论力量源泉 何光银 称克茂  
 

——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罗晓梅教授的访谈

罗晓梅,女,49岁,现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重庆行政学院副院长、哲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专家。1982年罗晓梅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以来,在全国和省级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2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摘要或转载;主编、参编学术专著10多部。已经和正在主持国家课题3项,省部级重大课题1项。获得中央党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获重庆市政府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

记者:罗教授,你从20世纪80年代初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以来,已经近25年了。在“哲学贫困”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份热情与执著,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从你的学术研究内容看,似乎是每十年一次“学术重点位移”,你能够对你的学术研究的探索历程作一个介绍吗?

罗:是的,我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具体是在当时的哲学界率先提出了“超前认识论”,引起了同仁们的关注;90年代转向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同经济学理论的结合,主要是完成了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中心城市崛起国家课题研究、三峡工程非志愿群体性移民契机条件下的“社会局部再造”的国务院三建委重大课题研究;21世纪,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经济哲学研究的兴起,我也开始关注并积极投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研究。从学术内容的重心来看,是存在十年一次“位移”。

但是,形成这种情况是有实践与理论的内在的逻辑必然性的。

实践的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是现代化建设对哲学提出的思维方式要求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需要解决战略架构的设计,邓小平同志以改革开放、“翻两番”、“三步走”等为主要内容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这样的正确的战略设计。“超前认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这种战略设计的哲学思维支撑的力度。我想,大概是这个原因吧,“超前认识论”能够引起学术界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直接动力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的烦恼”问题开始凸现,最先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区域经济差距过大的问题。我们重庆这样的“集东西南北问题”于一身的地区区域经济差距表现也是突出的。所以,我们的学术团队设计了《新重庆的崛起和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旨在研究通过经济中心城市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崛起而缩小地区差距的路径。

21世纪的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比90年代的问题更复杂、更具全局性影响与社会冲击力,需要更高的哲学智慧才能认识。比如,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都感受到了。从机遇来看,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总额每年大幅度增长,给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空间。从挑战来看,国际经济的增多带来的贸易摩擦、文化及社会冲击的矛盾也在增加。从国内来看,自从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发展和提高效率的巨大优点以及“市场失灵”的种种缺点与负效应都显现出来了。总之,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一种“吃鱼又要除腥味”、“外科手术既要除病灶、又要保留生命组织”的高超实践艺术,没有经济哲学的智慧是无法正确认识与驾驭这样生动、鲜活的实践。所以,我加入了经济哲学学者群的研究工作。

十年一次学术内容重点的“位移”的理论必然性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他的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哲学的学术生命力与魅力在于为实践提供哲学范式与思维方式的支撑,而不在于是否已经体系化。

记者:从总体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迄今仍未走出“哲学贫困”的窘境,请问罗教授,你现在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繁荣有何理论意义?

罗:所谓“哲学贫困”,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实际情况是“教材贫困,论文繁荣”。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取得的学术创新成果离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要求的差距仍是明显的。

说到经济哲学研究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繁荣的意义,这需要把经济哲学的研究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时俱进中发展的路径与全局中来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中发展的路径视角看,有学者指出“经济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从马克思本人来说,他终生并未留下体系意义上的哲学专著。马克思阐述他的哲学思想大多是通过研究经济问题,把经济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分析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所以,今天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绝不是什么“标新立异”,而是“回到马克思”的哲学成果与继承马克思的哲学研究范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同特殊的时代、国情的历史条件、实践中心结合后,必然要产生特殊的哲学形态。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实际上是指哲学的具体形态随着时代、国情的历史条件、实践中心的变化而变化。党的实践分为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事实上存在着以阶级斗争为理论硬核的革命哲学或政治哲学、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理论硬核的建设哲学或经济哲学。

当然,今天经济哲学还没有被认可为主流哲学形态,而被称之为“部门哲学”。重大实践领域也可能产生哲学形态,如科学哲学、生存哲学、问题哲学、等等。我赞成有的学者的观点,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在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多样化是正常的。

如果把经济哲学放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发展的现实与趋向的全局中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因与党的实践中心的直接相关性,它的地位与影响力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从“哲学部门”上升为“主流”是有必然性的。所以,我们提出了“经济哲学有望引领21世纪时代精神的潮头”的观点。

记者:罗教授你刚才谈到,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从“哲学部门”上升为“主流”是有必然性。这个问题你已经有什么“实证”依据吗?

罗:最基本的依据是:只有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具有生命力的,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需求是随着实践阶段而变化的。

回忆改革开放之初,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同样只有一本其框架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教科书。当时《政治经济学》讲的主要内容是两个:一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而展开的对“原始积累”罪行的批判,主要目的是为“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提供经济根据;二是以“两大部类”平衡来理解博大精深的资本流通理论,为计划体制的运行提供理论根据。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在以市场经济为体制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思路逐渐清晰,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理论和实践观念逐步被否定了,亟须经济学的新理论指导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直接动力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实际上,指导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分战略与战役战术两个层面。邓小平理论是解决现代化建设战略层面的理论即解决基本制度、指导思想、方针路线等问题;战役战术层面的理论由于诸多原因,主要应由经济学理论来承担。可是,由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的时代任务是为革命提供经济学根据,所以关于如何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战役战术层面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是一个比较缺失的内容。后来,虽然形成了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实践证明又是失败的。怎么办?当时自主权扩大后的企业亟须法人行为与竞争等理论,所以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就是当时的必然选择了。

西方经济学经亚当·斯密创立的以反对封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种种限制而主张“自由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以及经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等人发展至今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原本是从哲学的襁褓中分离出来的西方经济学已经是“经济帝国主义”了。所以,20世纪90代中国经济学界通过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造成了一时的“经济学繁荣”之势。

但是,繁荣的现象包含着隐忧。这个“隐忧”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

从实践上看,市场经济体制在提高效率方面的功能明显,在促进公平存在制度性缺陷和时间空间的滞后性,必然产生和积累各种早已在拉美国家等“后发现代化国家”发生过的贫富差距过大、公共产品滞后、民主法制缺失、环境恶化、发展可持续性不足等“发展病”。

从理论上看,在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囿于实践与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局限,也存在关心效率有余而关心公平不足等问题。环顾西方经济学理论,关心效率的经济著述汗牛充栋,而关心公平的经济学只有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理论,且还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巨大不一致。比如,英国1644年资产阶级革命就成功了,直至二战后才建立促进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效率与福利公正脱节时间达三百多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改革要建立的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市场经济实践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提高效率的理论与实践的有益与成功的东西。同时,通过理论创新克服“市场失灵”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局限与偏见。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繁荣”的现象把这些紧迫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给掩盖了!

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怎么才能建构出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才能找到解决、缓解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各种矛盾的路径?怎么才能有效地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重要的理论力量源泉。为什么这么讲?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学理论每一次重大创新的实现,力量源泉都来自哲学。曾经主要是哲学家的亚当·斯密把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重要哲学范畴“自由”运用于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创立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古典经济学”;从马歇尔建立的各种“均衡”模型、凯恩斯主义反对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顾此失彼的片面性,其智慧源泉也是哲学成果的运用;今天西方经济学运用最多的假设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其概括与抽象仍然是哲学的思维。

今天我们可以把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平台上,再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已经形成的哲学智慧、人文关怀、资本动力学“三大理论硬核”提供的哲学范式,是可以逐步找到认识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思路与路径的。

我想,随着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日益需要对经济问题有直接切入能力的哲学范式,目前这样的哲学就是经济哲学。所以,我认为,经济哲学有望从“部门哲学”跃升为“主流哲学”,当然所需时间即在哲学同仁中形成广泛的学术共识则是另一个问题。

记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已经为现代化建设实践问题的解决产生的影响,你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罗: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经过以哲学界中青年学者群为主体的十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经成了中国哲学学术创新潮流中的一支引人注目的学术劲旅。上海财经大学获得经济哲学博士授予权、重庆市委党校已经成功招收了两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硕士研究生,都是学术成果被承认与学术影响扩大的证明。

关于经济哲学为现代化建设实践问题的解决已经产生的影响,我认为,集中反映在近年召开的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会议上。2002年12月中国经济哲学界举办了“全国货币哲学高级研讨会”,会议对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会议通过对货币多维度的哲学透视,力求促进关于货币正确的价值观的树立,引导人们把货币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交往、增强个体和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实践平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动态》等权威刊物都对会议进了报道,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今天看来,关于货币哲学的理论讨论会,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矛盾的一种有启示意义的“超前性研究”,并为货币实践中的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建设性的哲学思维方式。不久,中国经济哲学界还将举办“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我相信会议成果对于我们在新的起点上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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