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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诺维耶夫的“社会学小说”和他的社会学式解剖 张建华  
 

     一

    2006年5月10日,苏联和俄罗斯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社会学家、苏联时代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诺维耶夫(1922―2006年)因病在莫斯科病逝,终年84岁。5月15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民间祭祷和告别仪式。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德米特里·莱乌特在所致悼词中称季诺维耶夫的去世是俄罗斯的巨大损失,他借用季诺维耶夫作品的名称哀叹只留下“黑魅魅的断裂”,并发问:“谁和何时能填补这个断裂呢?”

    当天俄国媒体称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国际社会学界的“主教”,“共产主义、西方和后苏联模式的世界观的最严厉的和最后的批评者”,以及“苏维埃价值体系的最后守护人”。笔者在国内曾追踪季氏著作和思想,此时正在圣彼得堡大学访学,亲身感受到了俄罗斯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对他的离世的叹息,对他的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

    二

    季诺维耶夫于1922年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但少年时即天资聪慧。在卫国战争前因参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暗杀活动而被捕,但后来逃脱,加入苏联红军,先后两次负伤,并获得了苏联红星勋章。1946年,他考入著名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季诺维耶夫最初是以国际学术界著名的“莫斯科方法论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而闻名于世的。在逻辑学研究方法方面,他以《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思想》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方法”的命题。此后他长期担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重要学术职务,在苏联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威望。

    然后一场政治风暴结束了季诺维耶夫辉煌的学术生涯。1976年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在瑞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魅魅的高空》,对苏维埃体制和苏联社会生活提出了批评和嘲讽。很快,他因“不称职和与称号不配”的名义被取消了高级研究员、哲学博士称号和教授职务,被免去公职,随后被开除苏共党籍。1978年,季诺维耶夫离开苏联,随即被剥夺苏联公民身份。之后他长期居住在德国慕尼黑,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德国等西方国家从事写作。

    三

    此后,季诺维耶夫走出书斋,走出高深难懂的逻辑学和哲学领域,将主要精力全部放在通过文学作品和政论著述批判苏维埃体制、质疑西方体制、批判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反思共产主义理想与道路之上了。

    季诺维耶夫是哲学家,但是他在国外写了大量小说。他将自己的作品风格命名为“社会学小说”。他认为“社会学小说”是一种文学和学术结合的新体裁,学术观点、结论、概念可以通过文学形式得以体现,而典型的文学形象也可以通过学术方式得以展现和深化。季诺维耶夫的作品多有“马塞克”一样的陈设。作品中充满了政治笑话、代表不同专业和社会地位人物的对话、生活中的偶然小事、无休止的争论,还有各式诗歌和讽刺民谣。季诺维耶夫认为,既然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主要目的是为了完全展示主人公的内心感受和精神世界,因此就无须在名字、外表等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着过多笔墨。于是,作品主人公往往没有姓名和外表描写。他们直接被称为“诽谤者”、“思想家”、“社会学家”、“精神分裂者”、“西欧派”、“饶舌者”、“爱国者”、“惶惶不可终日者”、“笨伯”等。

    他在给他带来政治厄运的第一部“社会学小说”《黑魅魅的高空》中展现了伊巴斯克城居民的真实生活——苏联之谜的背面。从表面上看,伊巴斯克是一个居民点,但实质是“随处和到处都存在的,是任何时期和永远都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伊巴斯克城”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有着与“经验主义世界”不同的法律和生活规则。在这个特殊世界里,“伊巴斯克人”进行着简短的对话,靠别人帮助来理解他们所信奉的“伊巴斯克主义”。但是他们每一次都是对形势的荒谬判断,都将走进死胡同和逻辑骗局,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力气。这部小说隐晦地批判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暗示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停滞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和危机。在作品《黄房子》中,他展示了苏联知识分子——哲学家和思想家们的多彩生活。他笔下的知识分子是以若干年来苏联哲学家人群的真实形象为作品的典型形象的。这些人中大部分人未必在共产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极其擅长对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的论战。

    四

    1999年,季诺维耶夫在阔别祖国十一年后,终于重返俄罗斯,定居莫斯科。他原有的学术头衔和职务,以及俄罗斯公民身份早在1990年就已恢复。但是身体上的回归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喜悦,已趋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并没有使季诺维耶夫放弃批评的武器和不调和的自由主义立场。

    从一开始他就对80年代中期开始的苏联改革持全面否定态度。他认为苏联在80年代中期遇到的危机,是共产主义管理体制的危机,它需要以共产主义社会所允许的、特别的和专门的方式进行改革。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所采用的原则是借自于另一种西方体制的方法,并且将造成苏联制度和整个国家的灾难。因此他从一开始就称戈尔巴乔夫改革是“灾难改革”。他认为西方在搞垮东方的共产主义后,“窃取了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全部巨大的社会经验以及俄罗斯对人类社会进化所作的巨大的创造性贡献”,现在西方的社会制度“既包含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成分,同时也吸收了共产主义的成分”。

    对于全球化,季诺维耶夫持激烈批评态度。他认为:“‘全球社会’的思想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提出倡议并推动人类进行这样的联合的是西方,作为其基础的不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族人民实现联合的愿望(这样的愿望很少表现出来),而是西方的某些势力想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以及根据自己的私利、绝不是为了某种抽象人类利益把全人类组织起来的意图。……‘全球社会’的思想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经过伪装的方针,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对其他所有人的统治”。他宣布全球化的今天和明天是“比不久前埋葬的制度要残酷无情得多的极权主义制度”。

    在指出西方体制、西方模式与苏联改革的不适应性和灾难性之后,季诺维耶夫开始关注共产主义体制独一无二的潜力,他开始了政治理想的回归,他瞩目于他曾经批判的社会主义体制和质疑的共产主义理想。针对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大溃败论”,季诺维耶夫做出自己的回答,他认为西方道路对俄罗斯毫无意义,如夜半临黑池,盲人骑瞎马一般,他宣布:“俄罗斯只有在恢复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复兴”。

    季诺维耶夫在去世前一天——2006年5月9日接受采访时,曾经感叹:“我是俄罗斯人,并且非常敏感地经历了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似乎非常愿意给我的国家的未来以乐观的预测。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学者无法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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