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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我说了——谁搞乱了中国足球》简介 卢元镇  
 

    □卢元镇

    正当中国足球鸦雀无声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两本书,一本是阎世铎的《忠诚无悔》,一本就是几个月后问世的陈培德的《该我说了》。后一本似乎是在补正前一本书中有意无意遗忘掉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书。

    从1999年怪诞的“沈渝之战”开始,中国足球就怪事不断、恶事连连,然而不知是姑息纵容,还是势单力薄,到2001年“5·19”杭州黄龙体育场的中场开局的神秘黑哨事件被不了了之, “10·6”超越时空的6分钟所上演的“中国足球史上最黑暗最肮脏的一幕”(陈培德语)被草草收场,由宋卫平、李书福等人爆出的裁判群体受贿案也以自首裁判员龚建平的不平遭遇被草率结案,就此把中国足球的命运推到崩溃的边缘。陈培德等一批怀有正义感的体育人士挺身而出提出质疑,要求追查到底,一群全国人大代表也提出司法介入的提案,然而一切都事与愿违,终于失去了挽救中国足球厄运的最后一次机会。中国足球这艘在风雨中艰难前行的木船终于被几条蛀虫蛀穿缓缓沉没下去:球市萧条了,球迷沉默了,球员迷惘了,球场空荡了,球报停刊了,球德沦丧了。

    作者陈培德先生是事件的目击者、亲历者。事件的经过本来十分简单而清晰,发生在2001年中国足球甲B的一连串假球、黑哨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有人斗胆举报,也有人认错忏悔,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在一个足球职业化成熟的国度,会得到果断公正的处理,很快可以恢复正常的运行秩序,如意大利解决尤文图斯的赌球案一样。然而,这类事发生在中国足球界就很麻烦了,本来黑白分明的事情,大多会搅成灰不溜秋,甚至黑白颠倒,酿成一段段冤案。

    研究哲学出身的陈培德先生喜欢寻根究底,他对事物的物质与精神、结构与功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的逻辑线索把握得十分清楚。他痛心疾首地说:“中国很多腐败的现象要归咎于体制的腐败,体制性的腐败积累多了,就形成了腐败的体制,足球就是一个典型。”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足球的体制性腐败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又如何积累成一个腐败的足球体制的。

    中国竞技体育是一个实行政府垄断和行业垄断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强政府、弱社会”的政治体制完全吻合。这种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大国、穷国的权宜之计,在以后的50年中阴差阳错地被不断强化和固化,在改革开放时代,它在很多方面出现了捉襟见肘的不协调现象。其中与世界体育裂痕最大的运动项目莫过于足球。因为也就在这50年中,欧洲和南美各国基本完成了职业化俱乐部制的改制,并逐步走向了成熟,与我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到90年代中期中国足球曾做了各种突围的尝试,均归于失败,与世界足球、甚至亚洲足球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希望越来越邈邈。于是,决定足球“改制”,并美其名曰“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

    然而这一改制只是移来了、套上了国外职业俱乐部制的外壳,并未对原有体制做伤筋动骨的改造,反而使原有的垄断体制因加上了经济因素而变得更加坚硬。当把这一“改制”的成本转嫁到企业和球迷头上去之后,使得矛盾更加复杂、多元和公开。这就给中国足球以后的发展种下了祸根,我们播下了龙种,收获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一堆跳蚤。有人称这些矛盾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运行市场经济机制的恶果”,有人称这是“权力与资本的博弈”,陈培德先生则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当然前者是指资本争夺话语权的倾向,而后者则指迷信权力、滥用权力的行为无规则化。十余年来,每一场斗争的结果都是以理应被惩罚的机会主义获胜而告终。

    体育职业俱乐部制的本质是企业。然而中国足协的性质是非驴非马的,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社团,更不是企业,然而它又什么都是。它的基本血统还是政府,行使的主要手段是行政权力。它还可以立于法律之外、之上,可以抵制司法介入,可以对揭发者、忏悔者施以重罚,而对违法者、抗拒者网开一面。陈培德先生说“那些拿了黑钱的裁判们,你们现在一定躲在阴暗的角落发抖吧……”陈先生未免太天真了,五年过去了他们非但没有发抖,而在那里咯咯发笑,因为他们正在一顶大保护伞下悠然地等待度过法律的追诉期。

    我们常常把“假球”、“黑哨”混在一起说,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对踢假球的运动员和俱乐部敢于施以重罚,而对吹黑哨的裁判遮遮掩掩呢,这就可以领悟到其中的奥妙。“拔出萝卜带出泥”,是中国当代反腐败的“规律”。每场足球比赛的裁判是由官员们指定的,裁判员们靠恶劣“行规”所获得非法收入,其多少不仅取决于参赛俱乐部 “进贡”的数额,更取决于他们执哨的场次。是否还有另一条“行规”,发生在官员与裁判之间?坊间早有风闻。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官哨”,多少可以为这一猜测做一个注脚。陈培德先生以为打假、扫黑、反贪三项任务可以一起抓,陈先生又一次失之天真,在中国假球不过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黑哨也不过扣一顶裁判纪律的帽子,而贪污则是一个触犯法律的刑事问题,当反贪关系到一些人的身家性命的时候遭遇到的顽抗和袒护是可以想见的。

    由于足协政企不分、管办不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既是利益获得者又是行业监督者,既是病人,又是医生。这种体制上的混乱就使许多腐败案件屡屡发生而是非难断。在一些职业化趋于成熟的国家腐败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然而一旦获得举报,立即会有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介入进行透明度极高的、接受全社会监督的调查,不管你是球星,还是名哨,决不姑息,那种翻云覆雨的事情难以发生。陈培德先生在书中描述的那些今天信誓旦旦做出承诺,明天就可以翻脸不认帐,在杭州是万夫所指,到了北京却“集体失声”,司法介入前是“坦白从宽,不会牢底坐穿”,司法介入后却成了“枪打出头鸟”,这种种把戏,令人齿寒。一个好的体制可以培养出高尚的个人政治品德和职业品德,然而一个腐败的体制则要让好人学坏,坏人更坏。

    一个对腐败实行“鸵鸟政策”的体制,必定与腐败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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