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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刘庭华  
 

     《明史》在二十五史中,参加编撰的人数最多,仅正式上报者就有145人, 但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者,首推万斯同。万斯同(1638—1702年),字季野,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他参加修《明史稿》24年,从一开始就谢绝清廷的荐聘,不要任何官衔,不拿朝廷一分俸禄,始终以一介布衣身份参加修史工作,怀着“修故国之史报故国,愿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的决心。

    为什么万斯同能一辈子以布衣身份,不食朝廷俸禄而参加修史工作呢?这与他的史德和史观紧密相联。他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对明朝的覆灭有亡国之痛之恨。他抱着“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决心“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 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万斯同是受他老师——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命托遣派而参加修明史的,因此受其影响最大。黄宗羲富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对明朝的灭亡,怀有“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未招魂乌降筵”的悲痛心情,多次拒绝清政府的征聘,对清廷是“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不仕而己”。黄宗羲对宋朝“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恨之而叹。因此,他决心“从事国史,将成一代余石之业”。所以,虽然他不愿在清政府内做官,但对修明史却情有独钟,把治史看作“经世之业”。因而,他派遣自己的学生万斯同、万言及儿子黄百家带着家藏明代史料(内有黄宗羲《明文海》480卷、《明史案》244卷和其父黄尊素所著《大事记》、《三史钞》等)到北京明史馆,且都是以布衣身份不食朝廷俸禄而参加修史的。

    陈寅恪对万斯同等人的史德史观倍加赞赏,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到外国特别是日本对中国历史研究的猛进和我国史学界工作的落后,尤其是民国以来国家编史机构荡然无存,痛感“今日国且存,而国史已失去正统”,再联系自己所处日本侵华的国破家亡境地(他父亲在日军侵占北京后,忧愤绝食而亡)哀叹而呼吁:“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治史的振兴和独立,乃“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和学术界的共同职责。总结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更替的演变史,特别是宋、明两代灭亡,汉民族遭损而后又兴起的历史教训,不少史学家如元裕之、 危太朴、钱受之、万斯同、郭沫若等等,他们几乎都形成了“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这一共同观念,这实在是千年历史眼光的高见。

    从秦汉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起,一直到明清的2200年,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国家的统一。其间共有三次造成国家的分裂,有两次是由于内乱引起的短期分裂。但民族大融合占中国历史的主流。与此同时,从公元前六、五世纪至公元四、五世纪,中华民族先后形成儒、道、佛三大文化传统,从而代表了古代东方哲学和文化的主体性格与最高成就,至今仍是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上而及,中华民族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治史、学史、用史,每当新王朝一建立就组织强有力的机构编写前朝史,一般都由宰相挂帅担任主编,并一修再修,懂得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不断开拓前进。即使是兵荒马乱的时期,中国的历代史官仍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治史,为官史的编撰打下了基础。

    仅以官修正史而言,中国的《二十五史》(从史记至明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朝覆亡共4000多年的社会朝代更替的历史轨迹,它含盖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战争、文化、科技、人口等内容。这是中国人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要感谢我们的老祖宗。而其他民族的文明史在这方面则留下了许多遗憾,或是衰落,留下历史的空白;或是中断,残缺不全。应该说,中华民族重视治史修史的传统和那些献身修史的史官,首当头功。试想,如果没有“二十五史”,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就会出现空白、盲点,中华文明的传承也就必然会产生断裂。重视历史与不重视历史,两种认识产生两种结果,一目了然,不言自明。

    五千年世界文明史兴衰的历史现象告诉我们:国亡,只是暂时的,经过抗敌斗争,可以救国复国,或将前朝灭亡的原因总结以教育后世,而史灭,特别是“正史”灭,给后人留下一大段空白、盲区,说轻一点是不负责任,说重一点是对后代的犯罪,这种过错谁也无法补救和挽回。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各种文化交往日益增多的形势下,中华民族要想不失去自我,保持民族特色,就必须重视历史、牢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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