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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的脚印,执着的追求 姜长斌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

    一

    林利同志是我党老前辈林伯渠的二女儿。我们都称她为林老师。《往事琐记》是她的新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前些天,中央文献出版社责编孙翊,兴冲冲地把样书送到我家。由于我曾为出版《往事琐记》作过一段“帮工”,一直非常关心它的问世。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我捧着它,像得到心仪已久的珍品一样,——甚至比出版我自己的书还要兴奋!

    看那装帧:大32开本,封面典雅、朴素:风华正茂的林利眺望着远方,寓意深远;翻开封面页,是两组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刻印着从1912年到2006年的岁月痕迹;正文用的是浅淡微黄的“蒙恳纸”,小四号宋体字,读起来赏心悦目。

    知道林利写有一部“回忆录”,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后来,她身体不适住院治疗,我们不由得着急起来。2004年春,我和郭建平、左凤荣一起去看望她,提起出版回忆录的事,林利很信任地把稿子交给了我们。我们同出版社联系之后,得知:它要求提供“电子稿”,并且对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加注”。当时建平和小左正忙,而我恰好有一个暑假时间可以支配,于是就作起了林利的“义工”。开始时,我想得很简单:无非是干些“技术”活儿,——录入电脑、查阅资料、为正文加注。没有想到,我很快就被那丰富而又感人的内容吸引住,竟然沉溺其中,“欲罢不能”了:每天临近午休或者晚间就寝时刻,都不由自主地、加班加点地“蛮干”着。林利生于1921年,早已年届80,但她记忆力惊人,整理稿件过程中遇有疑问,打电话或者去她家询问,她都能做出准确的答复。

    林利在回忆录的“前言”里说:“我想,个人虽然平凡,但经历过的时代和遇到的人物都值得怀念,值得如实地写下来”,“至于我本人和我的家庭及亲人,就只作简单的记述, 甚至略去”,“我写的不是自传,而是关于若干历史的片断回忆”。也正因为如此,《往事琐记》 保留着“历历在目”的一段段“往事”、栩栩如生的党史人物形象,以及作者自然流露的坚定不移的共产党人真挚情怀、崇高信念和感人至深的执著精神。

    二

    回忆录一共写了大体四个时期的往事:一是1938年之前随着革命者家庭颠沛流离生活 的见闻;二是1938―1946年在苏联共产国际党校学习和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的人和事;三是1946―1966年归国后的经历;四是文革“劫难的十年”。

    林伯渠,早年参加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21年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夫人——林利的生母属我国最早一代新女性和教育家。大革命失败后直至1938年,林伯渠的家庭时而是掩护党中央机关的特殊场所,时而逃至乡下老家避难;先后辗转于上海、广州、湖南、杭州。林利幸得母亲和二姐的帮助,“隐姓埋名”地读了小学、 中学。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党中央决定派人率领一些干部和青少年赴苏工作、治病、学习。林利和她的四妹经西安、迪化(乌鲁木齐)到了莫斯科。同行的大人有:蔡畅(李富春夫人,林利自幼的干妈)、金维映(李维汉夫人,李铁映同志的母亲)、马明方(时任陕北省委书记)、卢东生(八路军358旅旅长)、方志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孩子有:大宝(革命烈士郭亮之子)、小宝(张太雷烈士之子)、转转(或称娟娟,蔡和森之女)。本来任弼时是总带队,其时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了迪化之后,他与夫人陈宗英先行去了苏联。

    三

    苏联,为林利的成长开辟了“新天地”,她进入了共产国际党校,四妹则进了国际儿童院。共产国际党校是我国新一代革命者的摇篮。尽管这片“新天地”有些封闭:一来语言不通,二是由于校方防范意识较强,不鼓励、甚至禁止与外人接触。但是,有两点对林利的一生影响至深。学校开设的基础课(通过翻译),极其有助于学员树立革命理想,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日常生活中,“老干部”学员对年轻人讲述革命经历,不知不觉地培养着下一代人纯洁的革命情操和做人的道理。其实,这些“老干部”并不老,顶多不过二十来岁,但都积有丰富的阅历。先后与林利同学或同校的“老干部”有:蔡畅(蔡干妈)、金维映(支部书记)、贺子珍、蹇先任(贺龙夫人,与林利同志同住一室有一年半之久)、刘英(王稼祥夫人)、刘亚楼(延安抗大教育长)、杨志成(抗大校务部长)、谭家述(抗大教员)、钟赤兵(陕北军事部长、军委一局局长)、李天佑(八路军旅长)、张子意(晋绥军区政委)、卢冬生、汪名震(中央军委电台负责人)、马明方、贺诚(红军医务部门负责人、军事指挥员)。他们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每个人的经历都堪称是一篇“长诗”(他们后来都是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名将、要人)。生活在这些同志中间的林利,不仅时时感受着革命激情的熏陶,而且能够随时随地聆听他们亲切地、娓娓地叙述各自走过的路。“蔡大姐”、“蹇大姐”、王美兰(李六如夫人)、贺子珍、金维映……她们讲述时丝毫没有自夸、炫耀,但是听起来却无愧为伟大、辉煌。他们的故事像永不中断的涓涓细流,滋润、养育着林利的人格和价值观。林利在那里也接触过另外一些人,如林彪,如江青等人,他们从另一个侧面留下了自己的形象。

    1940年3月,许多同志陆续回国参加斗争,是周恩来、任弼时把林利和孙维世(总理的干女儿)托付给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她们继续学习,多学些本领,以备将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时,苏方曾建议,让她们加入苏联国籍,但是二人始终没有应允:她们不愿意成为“老面包”——“老面包”是中国“老干部”们对较早前加入苏联籍的中国定居者的戏称。此后,《往事琐记》记述了她们二人从1941年至1945年同苏联人民一道经历二战洗礼,度过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日日夜夜。

    四

    1946年秋,林利、孙维世和李立三一家回到祖国。

    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17年间,林利同志先后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翻译组、中央编译局、科学院哲学所等单位的工作。中间曾为毛主席接见苏联哲学家尤金、尤金在华讲学担任译员,两次作为译员陪中共高级代表团(1951年、1952年)访苏、并会见斯大林,另有两次陪我国代表团出访苏东,多次陪江青赴苏治病、在国内疗养,还于1957 年赴苏攻读哲学,是副博士学位三年。总之,生活、学习、工作都是紧张忙碌的。

    五

    林利同志的厄运,是从文革开始的。起初,“由于对运动不理解”,她被打成“保皇派”、 “杨献珍黑帮分子”。接着,她被莫名其妙地打成“苏修特务”(材料一直上报中央文革、公安部、中央政治局几位尚在的领导)。她于1968年3月被捕,关押7年零40天,先后转移过三个监狱:德胜门外前国民党关押死囚的老监狱、半步街43号北京市监狱、秦城监狱。在家中被捕时,只听八十一岁的老母在隔壁呼唤,竟然连告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林利一生当中最困难的时期。但是,疾风知劲草,囹圄之中,足见林利宁折不弯的刚强性格、令人敬佩的共产党人坚定信仰和大无畏的耿直、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重见天日的乐观期待。

    这里只列举几桩事实就足够了。第一次“提审”时,要她朗读挂在面前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她问答说:“我不需要从宽,也不需要从严,我只需要实事求是。”在“审判者” 一阵咆哮之后,林利干脆问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起来。我要上书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申诉。”对方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都很了解你,彻头彻尾地了解。”她对曰:“既然如此,何必要我交代?我母亲现在怎样了?”林利的平静、坦然,完全出乎“审判者”的意料之外。

    经过多次“提审”,林利终于弄清了事情的起因。原来祸起1963年一次朋友聚会,参加者有:张锡俦夫妇(北京外语学院院长,其夫人为莫斯科大学教授,来华探亲)、李立三夫妇、萧三夫妇、赵洵(科学院语言所副所长)、格拉娘(陈吕浩妻子,后离异)、欧阳菲(革命烈士女儿,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林利。专案组认定那是“李立三苏修特务集团的一次密谋聚会”,硬要林利“交代详情”。尽管林利尽了最大努力,说出了她所记得的一切细节,提审人员还是不满意,吼道:“不见棺材不落泪,到宣判时你就要哭了。”林利也火了,说: “你们现在就可以宣判,指出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李立三特务集团”是文革中的大案、要案,涉及的远不止上述人员。显然“案件”不弄清楚,林利也别想出狱。如此纠缠了两年之久,林利提出“有话要说”,专案组要她把想要说的,全部写下来。林利埋头写了192页的“材料”,但不是“揭发”,而是为“集团”所谓的骨干成员——李立三夫妇、赵洵、格拉娘等人的辩护书!

    监狱里的日子是难熬的,不仅环境极差,而且那些年轻的女看守动辄殴打“犯人”。林利决不去激怒她们,而把主要精力用来同专案组打交道。她坚信,案情终究会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经申请,林利被允许读《毛选》、《资本论》、《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主席语录》。有一天,看守见林利呆坐在囚房里,便指着《语录》说她不专心学毛著。林利说,整个《语录》都能背诵了。看守不服气,抢过去,随便翻出几页,要求背诵,她竟能背诵得一字不差!1973―1974年,狱中的她,不幸发现患有癌症,在北医六院“犯人”病房做过手术和术后化疗。这次住院还伴有另一种痛苦。入院前,专案组一位军代表告诉林利:她的问题快解决了,不过要耐心等待。此外,还允许她的姐姐、姐夫、嫂子探视、陪护。这一切令林利兴奋不已。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杳无音讯。焦急的期待逐渐变为绝望,甚至想到了死。不过,林利写道:“想来想去,没有为我伸冤雪耻的合适人选(姐姐只相信我无辜,但不了解详情),无奈,还得活着。”带着这种沮丧的心情回到秦城监狱后,她吃不下,睡不着,“竟创造了七个日夜不眠的纪录”。

    1975年4月的一天,专案组的人终于来了,他们说:“我们经过反复审查,现已查清, 你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林利则认为,她“与人民之间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矛盾”。专案组的人又说:“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够正确,出去以后,要注意。”林利回答:“我的遭遇与‘文化大革命’没有关系,我因被怀疑里通外国而关押,这属于肃反问题。无论‘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之后,都是要进行肃反的。我本人几乎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因此说不上什么态度问题。”

    出狱之后的林利接二连三地听说好友们文革中的凄惨遭遇,心情一直愤懑。欧阳菲、张玛雅,特别是在苏联一起生活7年之久的挚友、姐妹孙维世之惨死狱中,更是令她撕心裂肺……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1979年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林利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又继续工作了二十年。

    我特别庆幸,能有机会为《往事琐记》的出版微尽绵薄。我从中受益匪浅。我坚信,其他读者也会同样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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