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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类型化:必然还是陷阱 谭旭东  
 

    □谭旭东

    “文学类型化”或“类型化文学”是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现象,近年开始引起理论批评界的注意。类型化文学大量出现确证了通俗文学开始盛行,也是与特定的文化语境有关。它不但和文学传统有关联,与当代电子媒介文化也有关联。

    首先,“类型化”在中国文学里早已出现,这些作品有比较固定的叙事模式、雷同的故事情节、似曾相识的人物形象。类型化文学在古代的出现与民间叙事传统分不开,而民间叙事传统又是和口传文学的特征一致的,也与一代代人的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不变有关。

    在类型化文学作品里,人物形象主要是“扁形人物”,而不是“圆形人物”,这可能也是中国古代演义小说、章回小说和民间故事大多不能成为“文学经典”,而仅仅被列为“俗文学”的缘故。由此我们也可以断定,文学“类型化”是与“大众化”相适应的,民间童话本来就是大众化的,易于大众接受和口传的文学,类型化是其艺术的必然,也是其能变得易于流传的必需。

    当前,“文学类型化”或“类型化文学”的出现与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影响有关。这首先涉及到电视媒介对叙事学和叙事类型的影响。美国学者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而且他还认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伯格也认为电视是现代叙事文本的来源,他说:“这种传媒有大量不同的样式,其中包括商业广告、新闻报道、记录片、情节喜剧、动作冒险片、科幻片、肥皂剧、谈话节目、侦探片、医院节目、宗教节目和体育事件。所有这些样式都遵循某种惯例:即它们都是程式化的,都具有某种结构。

    事实上,中国的电视节目大部分是类型化的,如肥皂剧、言情剧、卡通系列剧(包括动画片)都是类型化的艺术,甚至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的叙事也大多为日常生活叙事,是市民化的。这些类型化的电视节目无疑影响着文学创作,电视叙事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学的“元叙事”。图像文化降低了大众对文字世界的解密能力,而且电视娱乐满足的是大众的消遣心理,而其消费性激发的是大众的消费欲望。因此,电视叙事的类型化和消费性也培养了大众对类型化艺术的习惯,而这也促动了“文学的类型化”和“类型化文学”的出现。

    “类型化文学”的出现也与大众文化盛行及文化产业化、文学商品化有关。大众文化以大量信息、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满足广大公众的愉悦需要,使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过去,文学被当作纯粹的精神食粮,我们要求作品的人物或意象要代真者立言,文学成为社会种种内涵的象征。文学看重的是“典型化”和“象征意义”。而现在,作家和出版商将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放在第一位,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作品有没有高度,看重的不是作品的精神价值,而是作品好不好销。当代文学的类型化写作就是这样的,都和作家的商业化写作取向紧密结合。正如杨鹏所说的,郑渊洁就是最早顺应了少儿读物生产与销售的市场化趋势的,他的童话能够大批量生产也是采取了类型化写作方式,而这正好能满足他对畅销书市场最大利益的追求。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来,“类型化文学”是必然的,一部分作家走出经典创作的艺术象牙塔,而追逐文学产业化、商业化的浪潮,这不仅仅是作家主体自足自由性的体现,还包含了一种生存策略和时尚艺术定位。但需要警惕的是,“类型化”也可能是一个陷阱。如果作家强调过头,并对这种“娱乐系”写作(杨鹏语)过于看重,就可能给作家给整个文学带来消极影响。

    第一种可能的消极影响是,类型化写作可能使文学创作走向“模仿写作”。诚然,在这个消费时代,虽然不能简单将“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商业文化”与“文学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的场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政治意识”与“文学性”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而现在“意识形态、市场、文学性三极之间的均衡,构筑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场域”,因此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都在市场机制下运行。作家选择“类型化文学”的写作,在今天的文学场域里绝非咄咄怪事,但是这并不是要我们取消艺术的高度。因为“类型化”的创作可能使作家失去独创能力,使我们的文学世界变成一个模仿的世界,就像扬格所说的“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锅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文学那天才、智慧、美好、高尚的神性就丢失了。

    第二种可能的消极影响是,文学类型化写作可能导向一种完全的商业化写作。贺绍俊说:“文化产业具有高度灵敏的嗅觉和对利益的洞察力,它能从文学作品元素中发现那些最有增值可能性的元素,将其类型化,迅速进行再生产。而另一方面,类型化所包含的经济利益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创作有意无意地朝着类型化倾斜。”我们不能否定和制止“商业写作”,也没有权利去阻拦作家靠写作挣钱。但是文学的本体属性或精神要素决定了文学创作的“人本主义立场”。

    “人本主义立场”就是一种对人心世界关爱、护卫的人文主义立场,即作家在为读者写作时,固然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用自我设定的文化或自身所认同的文化来规范和型塑读者,但也不能超脱读者的精神需要。因为文学创作毕竟有其自律性和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功能。特别对儿童文学创作而言,当作家面对儿童写作的时候,应该意识到他们有义务为儿童提供有精神高度的作品,而儿童读者也有权利要求作家给予他们美好的文学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过分强调“类型化写作”,过于肯定复制性、同质性的“作坊制”创作方式的话,或者大家都来大批量生产“类型化文学”的话,文学创作就可能变得畸形,而且读者的多方面需要也就无法满足。

    还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工业”也好,“类型化文学”也好,写作不仅是“高尚的娱乐”,而且是“美好的避难所”。文学如果抒写的不是理想的诗篇,建构的不是梦想的诗学,那么文学的存在本身就值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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