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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干扰,深化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历史回顾及前景展望”理论研讨会综述 罗马  
 

    回顾和体认国有企业28年的改革历程,从理论层面深入系统地总结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处于攻坚阶段的国企改革正当其时。近期,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贵州大学副校长章迪诚教授编撰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一书。国庆前夕,在由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国工人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报社联合主办的“国企改革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理论研讨会”上,众多专家就此书以及国企改革的其它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是章迪诚教授历时8载,几易其稿,以一人之力独立编撰完成的一部近百万字的巨著。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王珏教授在“序”中高度评价此书“材料翔实,脉络清晰,立论持中,文字雅正,可读性强,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在当前全社会热切关注国企改革,以及要继续深化推进国企改革的背景下,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总结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提供了一份颇具价值的基础性素材。

    无法绕开的产权改革

    对此,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为民教授提出,中央两个重要决定早已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绕不过去的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充分认识,缺乏产权改革的真正决心和有效措施,总是试图在产权改革之外找到灵丹妙药,就不可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认为:关键在于统一认识,尤其在产权上、公有制理论上统一认识。我们不妨借鉴瑞典社民党关于所有制的理论。瑞典社民党党章认为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分配社会化,即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来满足劳动者需求。国有企业如果没有效益,就无从谈起社会分配。因此,除了国家必须控制的产业,其他企业都可以让私人去经营,营利后政府对其进行社会分配以满足劳动者需求。并不是主张不搞公有制,但不能由政治原则来界定公有制,而应该用经济原则进行界定。在经济原则界定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来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缩小到社会生产最必要的程度。

    观念更新愈益重要

    面对目前社会上对于国有企业到底需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企改革是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出发还是从单纯的保值国有企业出发,国有资产是否被贱卖等疑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认为,针对很多质疑,如何看待国有资产很重要。国有资产是作为资产还是资本?如果作为资产,是相对静止的,是一个存在;如果是资本,则是在流动中不断增加的。消极的保持国有企业是保不住的,国有企业必须进入市场经济去运作,作为资本才能不断增值,而增值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操作的一个基本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何伟则提到,十六大提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股份制,但一提到股份制人们往往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实际上马恩对股份制做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股份制是“社会生产”、“社会资本”、“社会财富”、“社会企业”、“合作工厂”、“社会管理”、“资本家被排斥在外”。这说明股份制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形式,因此马克思将其定位为社会所有制。

    国有企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涉及历史也涉及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如果没有很好的操作方案,仅靠较为粗略的设想,改革将会很艰难。这一观点在学者中达成共识。现在不少人认为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很好,但淡马锡只是一个个例,只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集中精力把一个企业搞得很好并不难,但在我国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行业特点和历史情况完全不同。这就需要针对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设计不同的改革方案,而我们多年来的国企改革恰恰就是没有细分的一呼隆上。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认为,应根据每个行业的特点谈国企改革,不能泛泛而谈。他结合“法电”改革的经验提出,法国电信、法国电力、法国航空的改革不是政府制定统一的方案,而是每个行业都有单独的改革措施,甚至为了推动法电的改革,由政府专门制定了一个法令。我国国企改革也应是个案改革,不能是制定统一措施一刀切,全部企业都照着这个方法改。同时,改革一定要注重强调企业、行业的技术特点。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周绍朋教授进而对垄断型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提出建议,他认为:垄断行业至少分为自然垄断、行政垄断、经济垄断三类。不同的垄断要有不同的对策,经济垄断是任何国家和制度都反对的;行政垄断根据国家的开放程度和需要慢慢放开和减少;自然垄断是由于生产技术特点决定的,自然垄断的监督更多的是政府要进去,不能因为政府在市场监管上缺位就将这部分企业推到市场上去。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新产业研究部卢奇骏副部长则从国有资产监管角度提出: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对企业过多的干预甚至是错位和越位问题。国资委的监管职责定位是监管还是营运不是很清楚。在国资监管实践中国资委既监管又营运,其结果是导致新的政企不分。因此,国资委的监管职责、监管框架、范围、地方和中央监管单位的职权和划分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学者专家们普遍认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已经确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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