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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努斯打破了农村金融思维定势 方栓喜 康菲菲  
 

    今年10月,一直在国际上享有“小额信贷之父”美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及其在孟加拉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家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教授和他所创办的乡村银行通过开展小额信贷业务,使孟加拉国大量的穷人脱离贫困。目前,全世界有23个国家仿效格莱珉银行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农村信贷体系,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金融渠道。尤努斯教授以其近30年的农村工作实践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许多先验性的理论假设,非常值得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去认真地总结。

    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业内人士往往会根据传统的理论先验地认为农村借贷往往会不挣钱甚至亏损。包括我国近些年,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等机构纷纷将其业务从农村地区撤出。大家似乎一直认为,商业银行必须嫌贫爱富才能盈利。但是尤努斯教授通过自己的实践为传统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证。乡村银行的贷款户从1983年成立之初的几万户,达到目前的600多万户,2005年其发放贷款8亿多美元,还款率高达99%,盈利达1521万美元。实践证实了农民信誉低、还款风险大的传统假设并不成立。事实上,传统银行业难以解决向穷人贷款的问题,主要因为穷人没有抵押品,而且,单笔贷款的金额过小,相应的放贷成本过高。尤努斯教授的贡献在于独创了一套向穷人贷款的体系和技术,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格莱珉银行创立的小组联保贷款、分期贷款、中心会议等机制,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保证还款率,使得金融服务能够到达低层的贫困人口。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农村金融体系设计中往往局限于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两者的选择。但尤努斯教授却发现了界于二者之间新的组织形式,实现了普惠农民与市场化取向的统一。如何实现普惠农民?格莱珉银行采取的是小额贷款。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对大额贷款的需求不大。比如我国,人多地少,2.4亿农户都只拥有很少量的土地。即使将现在的农民转移出80%,在农村也很难形成经营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仍将是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客观现实。正是首先反映了小农户的需求,乡村银行才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最值得关注的是,乡村银行还不是政策性银行。许多人曾鼓吹政策性银行对支持农业的重要性。但是政策性银行的种种优惠贷款在发展中国家往往被少数农村精英人士取得,并不能使多数人受惠。乡村银行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但是始终如一地贯彻商业化原则。尽管乡村银行每年都为几百万人发放数亿美元的小额贷款,但他们却从不采取资助或施舍的方式,即使对乞丐也不例外。这从效率角度说明了“授人以渔”比“授人以鱼”更具正向激励,也侧面反映了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的重要性。

    最后,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体系往往希望在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中找到适合农村情况的路子。而尤纳斯教授创办的乡村银行首先是一家草根性金融,不是正规金融体系的设计。也正是这样一种内生于农户实际需求的金融组织,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和普及。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不能简单地模仿发达国家的金融模式,而应当承认草根金融存在的价值;我们一旦将草根性金融简单地归结为所谓的“地下金融组织”并予以取缔,就很可能扼杀了金融创新的活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仁人志士都希望能够自上而下地设计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但往往使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农村金融的实际需要相脱节。农村一些人自发搞的信贷活动往往会被视为违法违规,并给予惩罚。即便是小额信贷,也往往由中国政府推动,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官僚主义特征,从而很难真正努力去研究和掌握亿万农户的真实需求。政府组织由于不具备收集农户分散信息的优势,天然地不适合做农村小额信贷的主力军。至于传统商业性的大银行,给农村进行小额贷款也并无优势。利用其分支机构在农村开展业务成本的确会很高,即便是他们能够分辨出农户的实际需求,也未必能够得到上级机构领导的支持,因为信息传导也是有成本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主要的担子还应由乡村草根性金融来承担。按照乡村银行的理念,更多的恐怕还是农民自己最了解自己,农民自己对自己提供金融服务是最好的。金融的实质就是管理风险,农民自己是农村金融风险的最佳控制者。乡里乡亲,最知道款子贷给谁能够还得上,这也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

    尤努斯教授打破了农村金融思维定势,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乡村银行的业绩来看,90%的孟加拉家庭都可以获得小额信贷,这么多的穷人能够获得金融服务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近几年,我国中央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发展商业性的、可持续的、有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组织。2004年到2006年三个中央的1号文件都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由自然人、企业法人、社团法人兴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可见,现在我们的问题已经不是发展不发展小额信贷的问题,关键是发展小额信贷的主体是谁。我国有政府推动的后发优势,但是要达到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骄人业绩,没有对草根性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和制度环境恐怕很难。对我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尊重农村各类金融组织的首创精神,给予农村金融更多的自我选择的自由,在所有制结构、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以及业务经营方面,允许农村金融进行适合于本地区经济特点的制度创新和业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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