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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业发展急需理论支持 张晓明  
 

□张晓明

刚刚过去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将以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而载入史册,提出和发展文化产业就是其中最为辉煌的一页。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承担了三重历史使命:作为现代第三产业的主力军,通过推动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加快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中心环节,通过推动文化体制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作为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通过不断落实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表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着自己特定的逻辑和轨道,正在稳步而坚定地迈向前进。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影响深远、范围广大的实践,也向我们提出了重大的理论研究任务。

大约20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国际上引发了理论和政策创新的热潮,5年来,也在中国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和政策变革。文化产业是一个新的发展问题,新的改革主题,也是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但是目前理论和政策性的研究大大地落后于实践,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了。在这里,我仅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在这里谈一点对于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意见。

从单数走向复数:

文化产业研究的现代转向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外来用语,在英文中有一个从单数走向复数的过程,集中代表了文化产业研究的现代转向。在上世纪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在最早提出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时候,使用的是单数形式―cultural industry,应该翻译为“文化工业”,在贬义上使用。法兰克福学派将在美国兴起的大众传媒做为批判对象,认为是以单一的工业化的方式,大规模地复制与传播文化,给予工人阶级以虚幻的满足,削弱了他们的革命意志。到了上一世纪80年代以后,从法国开头,欧洲各国开始使用复数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ies,可以翻译为“文化产业”,在褒义(或者中性意义)上使用,用来描述一系列以市场经济的方式生产、传播、消费文本和符号的活动,这些活动并非遵循单一工业逻辑,而是存在于不同的经济活动领域,遵循了不同的逻辑,既对文化的发展带来商业化的消极影响(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依然有其理论价值和魅力),也开辟出了创新性的方向(在这一点上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精英文化立场)。

由此,便开启了当代文化产业的全新的研究方向。需要研究的,既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物质产品生产的新型市场经济规律,也是一种迥然有别于传统的新型文化发展模式。

从理论走向实践:

当代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路径和学术品格

文化产业研究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所要求的,已经在一系列学科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变化充分反映出当代学术研究的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特点。大体上来说,当代文化产业研究有哲学研究的路径,经济学的路径,传播学的路径,以及文化学的路径,等等,显示广泛而多样化的学术创新前景,直到现在还在进展之中。我们不能在这里对这些学科一一梳理,但是我们可以确切而肯定地说,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横跨多个当代学术研究领域,可能有所进展、有所创新的最重要的领域。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已经显示出重大的实践品格,已经在政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随着文化产业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心现象,各国政府都发现,他们的文化政策或者已经过时,或者实际上存在缺位,于是文化政策的出台或者转型,成为一个急需加以解决的公共管理问题。美国没有文化部,从来认为制定文化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才做的事情,从90年代开始改弦易辙;在英联邦国家,也只是90年代中期才开始制定国家文化政策,这都有赖于文化产业在全球的发展。今天,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文化政策的转型的重大理论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一些后发国家,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现实,实际上是出于文化政策转型的需要,而在政府主导下开始了对文化产业大规模的研究活动。

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研究:

理论落后于实践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既要应对全球化挑战,发展文化产业;又要解决体制性障碍,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向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体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直到2000年10月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才完成了她的“合法化”阶段,开始了“合理化”过程。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刚刚开始就落后了。十五期间文化产业突飞猛进式的进展,文化体制改革措施和文化政策的密集出台,令文化产业研究显得捉襟见肘,成果供给明显不足。

文化体制改革需要理论支持,文化政策出台需要理论基础,但是我国的理论界却对此总体上反映冷淡,重视不够。本应是主角的经济学家们由于研究文化产业机会成本过高而无暇顾及,文化学家则局限于文本研究的学科传统而难以进行规范的产业分析,传媒学对于文化产业的核心领域比较专业,但是仍然有视野狭窄的问题。于是,对于文化产业理论研究需求的急遽增加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泡沫化”现象。大量的“文化产业论坛”徒有虚名,成为政府部门的“造势”与“做秀”;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文化产业研究机构也几乎成为理论界的“跑马占地”之举;无数“专著”和“论文”篇幅的浩大与内容的贫乏恰成对照。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结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环境趋于稳定,文化产业开始了一个更为常规化的发展时期,文化产业研究也应该有一个更加冷静与专业化的面貌了。希望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能够尽快地脱颖而出,尽快地超越目前的阶段,少一些大而无当的会议和论坛,多一点实实在在的研究和探讨。少一些一般性议论,多一些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在这方面,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能仍然负有专责:应该在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上给予文化产业研究以应有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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