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是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有经济学家将社会财富的使用分为四类：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花自己的钱为别人办事；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其中，花别人钱为别人办事就是公共财政的范畴，但这类范畴在实践中往往是最为漫不经心的。因此，为防止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时的“漫不经心”，“让信息对称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公共财政内在地要求财政应有高度的透明性。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性，财政职能的转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受传统制度惯性的束缚。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是全能型政府，对国民经济与公众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在财政管理方面实行统收统支，由此造就了一个秘密财政体制。尽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加强财政透明度方面做出了努力，但财政的“黑箱”色彩直到今天依旧浓厚。

“秘密财政”意味着缺乏有效监督，而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出问题。看看行政机构精简——膨胀的怪圈，看看行政成本的节节攀升，看看政府与民争利的“有形之手”热衷于对竞争性领域的广泛参与，看看腐败案件频频发生……会感到政府花起钱来不思量，不心疼，不手软，但是，再看看公共领域中基础教育、社会保障投入的短缺，又会感到政府花钱并不大方。

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让审计机关去监督政府财政，注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况，除了财政“预算内”，还存在着大量的具有高度隐秘性的“预算外”及“制度外”。彻底地实现公共财政的“公共性”，有效的途径应该是通过改革硬化公众的权力，一方面为一般公众创设对财政予以了解、表达与监督的制度化渠道，另一方面，强化公众法定的代议机关——人大的权力，真正实现对财政预算的“硬约束”。要实现这两方面，既涉及到技术层面的改革，又涉及政府层面的改革，因此，改革之路注定任重而道远。但是，要打造出“阳光财政”，这是一条必走之路。（2006年第 11 期《中国社会导刊》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