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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弋的目光:从乡村到都市 刘 忠  
 

在中国,乡土文学一直有着强大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作为一个象征,“乡土中国”不仅是一种社会形态的代名词,而且也是一处有着丰富蕴涵的艺术矿藏,源源不断地为作家提供叙事动力。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我们发现,乡土叙事呈现出两张全然不同的面孔——现实的和记忆的,用鲁迅的话来说,现实的乡土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力”。记忆的乡土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在这两张面孔映照下,乡土叙事的价值走向也就有“批判”和“抒情”两个维度。

由于是在叙述空间以外对已经失去了的人和事进行回忆,往往会产生一种过滤的、美化的情绪流动,这就形成了乡土文学中的“抒情”走向。从鲁迅的“故乡”、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孙犁的“荷花淀”,再到史铁生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的“额吉的蒙古草原”,现代文学中有着太多的“诗意的土地”。当然,抒情走向的形成并不完全因为个人经验和时空的无法回复。如果将这一叙述姿态纳入现代视野进行考察,它可能还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渐次展开,抒情视角在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舍感情的作家那里,构成了一种对现代性矛盾的反抗,如史铁生、张承志,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虽然乡土中国的农民们不见得就认同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方式,但是在知识分子看来,农村的诗书耕读、恬淡自然是他们的最爱。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道家理想的根深蒂固,乡土文学中的抒情走向才会深入人心,广泛流布。

时空的无法逆转与现代性的无处不在必然会诱发乡土文学的批判维度,即回望中的乡土充满着愚昧、陋习,甚至是恐怖和绝望。作为现代文明的启蒙对象,乡村几乎集中了传统文明所有的负面因素,农民身上携带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从“五四”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批判维度始终与启蒙思潮一起构成了乡土文学的重要主题。对于“知青文学”来说,农村的贫穷、愚昧几乎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是知识青年需要超拔的“炼狱”。对于“寻根文学”来说,乡村是民间文化的驻地,那里有“我爷爷”、“我奶奶”的自由奔放,亦有“丙崽”、“捞渣”们的愚顽保守。也许因为爱之深、恨之切,乡土文学的批判主题也十分发达,从鲁迅、王鲁彦、彭家煌到沙汀、张天翼,从“伤痕文学”的遭遇控诉到“寻根文学”的文化反思,乡土影像在一步步地走向“现实”,走向“现代”。1982年,路遥的《人生》在《收获》上发表,讲述了一个乡村青年渴望进入城市的心路历程。城市和乡村构成了高加林心灵世界中的美丽想象和苦涩现实,城市让他滋生出无限的美好向往,为了进城,他把委屈化成内心的冲动与毅力。但是,城市并没有接纳他,它只是高加林的一个破碎的梦,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使他最终没有跨越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那座小桥。应当说,在新时期文学中,《人生》第一次为我们打开“乡村”的这扇真实大门,洞察到乡土的无奈与苦楚。

其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都市经验为依托的都市文学在1985年前后,第一次以一种新鲜的、令人惊讶的方式打破了乡土文学的一统局面。高楼大厦、霓虹灯广告、汽车、舞厅、酒吧、咖啡厅、单身俱乐部、可口可乐、麦当劳等都市符号一举突破“农村的包围”,成为现代都市的代名词。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等作品,以启明星般耀眼姿态在新时期文坛撑起一片独异的天空,这天空的基色就是“都市”和“欲望”。虽然许多评论家指出它们有移植西方现代派艺术之嫌,有黑色幽默的痕迹,但是,如果没有都市经验的酝酿和积累,这些外来的现代主义思想再怎么移植也不可能落地生根。

进入90年代,都市文学呈现强劲势头,各种各样的消费欲望弥漫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张承志、张炜认为城市生活充满着赤裸裸的金钱和利益,没有温情、血脉、德行;李佩甫在《城市白皮书》中把城市描绘成张着欲望大口吞噬正常人性的地方。与张承志、李佩甫等人的都市批判文本不同,新生代作家则表示了对欲望的宽容与理解,他们往往以个人化的叙事抒写城市生活的一切,包括放纵、冒险、尖叫、死亡、自虐,如何顿的《生活无罪》、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朱文的《我爱美元》等都深入到城市与人、人与欲望的复杂纠缠。在他们笔下,城市仿佛是一个万花筒,它向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它的声音、形式、结构、物质都能自发地生成,没有什么人能改变它,能改变的也许只有我们自己。

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当前文学中的乡土叙事无疑是很适合的,在强大无比的市场经济面前,曾经的乡土“沉没”了;在物质和欲望的精神分裂症下,农村正步履蹒跚地走在通向城市化、全球化的道路上,在作为“人性”的文学视域中,农村与农民已经为消费主义所“俘获”,乡土经验和乡土文本在大幅度地“缩水”,中国文学的话语权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移,即由乡村经验以及黏着于其上的传统文化转移至都市经验以及黏着于其上的现代文化上。不过,一切文化都有自身强大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从乡土文明走向都市文明的过程注定是缓慢的、充满曲折和纠缠的,甚至是困惑痛苦的,其间,乡村叙事与都市叙事将长期处于相互差异和矛盾之中,延续着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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