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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 杨天石  
 

——刘大年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

杨天石

一 生日盛会上的突发“抗议”

翻读刚出版的《刘大年来往书信选》,其中有一封信引起我的回忆。信是写给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显菊女士的。当时,她正在编辑《刘大年著作目录》。信称:

目录编得很好,你辛苦,偏劳了。

说明中加一项,文字如下:“六,论文序号15、33两篇,作者认为观点是错误的,但篇目仍应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

事情是这样的:

1995年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史学会联合举行座谈会,庆祝刘大年同志80华诞。刘大年出生于1915年8月8日,湖南华容县人。他的一生有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是“少年革命”。大年同志14岁时参加湘鄂西苏区华容县少年先锋队,任总队长。15岁时担任乡苏维埃政府文书。二是舍身跳崖。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年,大年同志投奔陕北,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抗日根据地《太行山报》主编。1943年遭遇日军,跳崖时肺部破裂,大出血。三是历任学术要职。大年同志于1946年转任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自此走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次年写成《美国侵华简史》。至1949年由华北大学出版。1950年被内定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此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科学通报》副主任委员、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历史研究》副主编。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此外,他还于1975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是历史学界在人大这一“最高权力机关”中的代表。

由于大年同志长期的革命经历、学术组织工作经历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作的贡献,所以他的80华诞的座谈会来了很多人,总在百人以上吧。近代史研究所的小礼堂黑压压坐满了人,可谓群贤毕集,高朋满座。我因为和大年同志常有学术上的联系,所以也参加了。

会议首先给每个参加者发了一份《刘大年同志著作目录》。接着就开会。会议设有主席台的,自然,由台上的学者先讲话。开着、开着,突然台下一位学者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刘大年著作目录》里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另一篇题为《吴晗的反革命面目》。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作者还坚持这样的观点!我抗议。” 这位学者显然很激愤。

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是80华诞。大家来出席会议,当然是为了道贺,肯定大年同志的贡献与人格。现在却有人提出抗议,会场气氛似乎紧张起来。是啊!改革开放已经多年,反右和文革时期的错案都已得到平反或昭雪。大年同志为什么还将这两篇文章收入著作目录呢?我也不解。

就在与会者愕然之际,大年同志站起来了,他说:“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它们确实是我写的,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我的《著作目录》,自然不能不收。收,是反映历史,并不代表我现在仍持那样的观点。”经过大年同志的解释,群情释然,于是,座谈会顺利进行。8月9日,大年同志给《著作目录》的编选者张显菊写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封信。

二 刘大年写过的两篇“恶文”

我于1978年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进所前后,知道大年同志学识渊博,写过一篇《论康熙》,据说很为毛泽东所欣赏。除近代史外,他对经学史也很有研究。另外,大年同志的文章很有华彩。当然,我也听说,近代史所领导层中有许多复杂矛盾,所以我对大年同志并无特别恭敬之处,但是,自从那次座谈会以后,我对大年同志却日渐敬佩起来。

刘大年被“抗议”的两文确实不是好文章。先说其一。该文发表于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文章所批判的荣孟源,也是延安过来的历史学家、老革命。1927年进入沧县第二中学学习,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1931年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师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学习“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思想”和“原始社会研究”等课程,成为吕振羽的及门弟子。1931到1936年间,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创建党组织。1937年奔赴延安。1947年,成为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成员。1949年以后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57年鸣放期间,他在该年《新建设》7月号上发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其中说:“目前辛亥以来的历史,除去原始资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论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又说:“研究历史如果只限于写论文,许多人势必搁笔;如果撰述各种体裁的著作,编辑各种资料,整理各个具体问题,那就有许多人可以发挥力量。”还说:“为了严肃认真的研究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首先应该继承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撰述各种体裁的史书。”“我国传统史学的各种体裁都是一种花,都要和论文体裁的花一起开放。”荣孟源的这些意见有什么错呢?完全没有错。既无政治错误,亦无学术错误。然而,刘大年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荣文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据称:该文“清楚的表明荣孟源所说的‘论文’,是指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写出的论著,而‘各种体裁的史书’指的是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历史述作。”“荣孟源是再一次认定马克思主义只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朵花,并没有指导作用;研究历史不是要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是首先继承传统,照他的理解,也就是恢复一切旧的东西。”为什么荣孟源提倡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除“夹叙夹议”的论文以外,也要提倡其他录、志、表、传、图谱等各类史学体裁就是“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呢?刘文完全提不出证明,一句“清楚的表明”就完成了所有的定罪“论证”,昭告天下了。今天看来,这完全是一篇不讲道理,更不顾事实的文章。但是,荣孟源却从此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再说其二,该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66年第3期。吴晗曾经写过许多评述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文章,除海瑞外,还有战国的廉颇、唐代的裴炎、元代的斛律光、明代的胡惟庸、于谦、况钟、周忱等人,刘大年的《吴晗的反革命面目》一文将所有吴晗的这些文章都视为“毒草”,称之为“进行反革命宣传”。吴晗一生追求进步,从爱国主义,走向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是知识分子中的著名左派,但是刘文却将吴晗的历史称为“几十年的反共、反革命政治生涯”。对吴晗的学术思想,刘文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是假,反革命实用主义是真”。文章最后说:“吴晗这个资产阶级反动人物的真面目怎样?撕下画皮以后,现在大家不必借X光,就连他的骨头缝里也都可以清晰看透了,那就是:假左派,真反革命!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实用主义。”这篇文章同样蛮不讲理,霸气十足,只不过,它上纲更高,定罪更严。

文章有“美文”、“恶文”之别,应该承认,上述两文是“恶文”。

三 刘大年对待自己历史的“实事求是”精神

大年同志之所以写出这两篇“恶文”,有其具体原因,但是,其根本原因,却在于当时的大环境。主要责任也在于大环境。大年同志发表批判荣孟源文章的当天,正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批判史学界“右派”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孟家的第一天,显然,大年同志此文属于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同样,批判吴晗的文章也是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据当时在《历史研究》工作的丁守和同志告诉我,最初,文章称吴晗同志,定稿过程中,对吴晗的批判不断升级,刘文的调子也不断升级,由“吴晗同志”而“吴晗”,而“反革命分子吴晗”。管你想得通,想不通,不能不“紧跟”。然而“紧跟”还是没有用,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指斥刘大年和另外一位史学家黎澍为“东霸天”、“西霸天”。刚刚批判吴晗为“反革命”的大年同志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这样两篇应时的“遵命文学”,事过境迁,大环境改变了,被批判者昭雪了、平反了。照道理说,大年同志在编辑自己的《著作目录》时不收也可以,至少,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大年同志还是收了,特别是在有人“抗议”之后,还是收了,并且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指示编选者:“作者认为观点是错误的,但篇目仍应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

近、现代中国复杂多变,时阴时晴,时风时雨。在这样一个特殊场景里,人一辈子做的许多事情中,可能既有好事,也有坏事。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有好写好,有坏写坏,这样的历史著作才是真实的历史、全面的历史;这样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求真的态度。后人才能据此总结经验,得出必要教训,以之为鉴。只说好,不说坏,或是只说坏,不说好,都不真实,无助于人们认识历史,总结经验。鲁迅说得好:“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大年同志是历史学家。他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坚持将自己写过的两篇“恶文”编入自己的《著作目录》,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忠于历史的精神。

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对待自身历史的典范,也是历史学家如何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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