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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乔木谈治史理念 陈铁健  
 

——读《胡乔木传》片断

陈铁健

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石,是人们赖以认识今天、预测明天的鉴借。如何使历史学为社会服务?怎样摆正历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文革”十年中,影射史学、造伪史学打着“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幌子大行其道,强使历史学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恶果暴露无遗。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初,备受摧残的人文社会科学怎样才能摆脱十年惨痛的噩梦?历史学如何才能走向复兴?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每一个学者的面前。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党史学家兼意识形态领域重要领导人的胡乔木身上。

当时,我所在的院属现代史研究室,是由胡乔木直接指示组建又由他直接指导的新设机构,举凡编制、经费、项目(如黎澍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李新主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廖盖隆主持的《毛泽东生平思想》都是胡乔木当面部署的研究项目)等,均由黎澍、李新、郑惠直接向他报告并由他决定。研究室从1978到1982年一直在中共中央党校借房集中写书,也是经胡乔木批准并争得党校同意的。黎澍、李新、廖盖隆、郑惠经常会向大家传达胡乔木有关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性意见。那些话语融入了说者的深厚学养和博大气度,至今令人叹服,无法忘怀。近日阅读《胡乔木传》所记有关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对于历史学的言论,重温当年的话语,不禁感慨系之。

当年,胡乔木曾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应当成为党和政府的助手;“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的促进者。做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不是意味着做‘应声虫’。如果要做‘应声虫’,那就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存在了。”(《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一期。)这篇谈话公开发表于1980年4月8日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第二天,他又写信给中国史学会会长周谷城,说:“历史学家配合政治,提出与现实有关的科学见解或建议是一方面,这是直接的,但范围有限。写出高水平的著作,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这也是间接的‘为政治服务’,范围就无限。不指出这一点就仍然片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第26期(1980年4月29日)。又见前引《胡乔木传》。)同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召开。胡乔木讲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他这个院长的根本任务,是要为国家、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院本身的现代化服务。社会科学院“应该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做好党和政府的助手。”“我们不希望把社会科学院变成一个时事的论坛,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科学院的身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不在这一方面。它如果讨论政治问题,就是把政治当作一个科学的对象,它要写出有严肃性的、有充分论证的、系统的科学著作。”“我们不但过去搞了很多的清规戒律,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守着这些清规戒律,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门应该是最富有生气的科学变得没有生气。”我们若要为人民、祖国和人类作贡献,“这只有通过严肃的科学研究,拿出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相称的产品才能做到。”(朱元石《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百年潮》2007年第4期)胡乔木这些讲话传出的重要信息就是要社会科学家从新与旧的清规戒律的束缚中走出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把已经教条化僵硬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变成富有生气的真正的科学。

胡乔木当年所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做党和政府的助手,与时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宣称要做“思想库”、“智慧团”,其词不同,其义一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这个问题,胡乔木有精辟的辩证的论述,兹照录如下:

我不倾向于提倡科学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我认为这个口号本身不能说是十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政治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的手段,是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他手段包括科学在内,在特定的条件下,不能不使自己的活动和政治要求协调一致。

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政治。事实是最有力量的。事实不能永远被掩盖住。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的向导。这样做,既完成了历史科学本身的任务,也完成了政治所给予的任务。这不但丝毫没有伤害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所应有的尊严,相反,它既增加了历史的荣誉,也增加了社会主义政治的荣誉。因为这种政治是科学的政治,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政治。如果把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解成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需要,那就破坏了历史学,也破坏了政治本身。我们的历史学家当然要拒绝这种毁坏历史科学的做法。(《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

中国历史学无疑需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种指导。胡乔木说:“要把历史当作科学来研究。……必须掌握原始资料。……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向导,而路是要我们自己走的,究竟能走多远,要看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又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向导,而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终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不可能把历史学的全部内容都囊括无余。”(《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胡乔木晚年对毛泽东和中共党史某些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重新审视,正是建立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认知升华。

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任内约两年。他的上述讲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千位研究人员中产生了良好影响。后任院长如马洪、胡绳、李铁映等都遵循上述精神,扶持和指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无不体现着求实创新、与时俱进的特点。1980―90年代,胡乔木、胡绳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编纂工作,李新主持的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都是遵循胡乔木倡导的“陈言务去,新意迭出”,求真求实,不为尊者贤者讳的精神进行的。中共党史编纂期间,多次举行审稿会议,广泛邀约党史圈外的学者参加,倾听各方人士的建议。每次会议中间,胡乔木、胡绳都到场与大家座谈。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继任负责人郑惠、龚育之、石仲泉等同样照章办理,不改初衷。200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定稿前,连续召开五次审稿会议,每次五至七天;关注细节,逐句推敲,尤其重视不同意见,即使是颠覆性意见,也洗耳恭听,耐心解释,充分交流。党史编纂和研究工作三十年来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与胡乔木的正确指导及后任者的努力贯彻密不可分。

时过三十载,胡乔木已逝世多年。但是,他的治史理念,依然鲜活有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并与时下某些学界人士的躁动心态形成鲜明对照。

不久前,看到一篇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倡言唯物史观回应唯心史观的挑战。文中大呼唯物史观的危机,说当下历史学界的“唯心史观”,“大有将唯物史观一口吃掉的架势”。俨然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口吻。被作者认定是“唯心史观挑战”的一个重要证据叫做用“一连串错误的集合”(陈按:当指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反胡风、反右派、刮共产风造成大饥荒、拔白旗、反右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来“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但是,这种批评经不起推敲,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它恰恰是“唯心”加“虚无”的表现。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历史著作应当是言之有据秉笔直书的信史,而不是隐恶扬善、丑人之美、美己之丑的伪史。往昔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和一切国家、政党、团体、个人的活动历程,都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概莫能外。历史学既要研究胜利者的成功史,也研究失败者的没落史。就算是胜利者,也有种种失误的败笔甚至全局性灾难性的大败笔。历史学的功能不只是颂扬功绩以鼓舞众生,也应当揭示败绩总结教训以为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借鉴。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只许歌功颂德,不容揭示弊端,那是不合格的宣传家制作的不合格宣传品,与真正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根本不是一码事。讳言真实,再高妙的史观也难以称之“唯物”。

其实,躁动心态是一种对于用学术争鸣方法来解决思想论争、学术分歧缺少自信的慌乱表现,以至刚刚说过要用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方法来应对“唯心史观挑战”,就“建议有关部门加快涉及意识形态工作的立法”,“运用法律手段”对被他认定是写文章“篡改历史”、“赞美”帝国主义和“滥用言论自由权利”的人,予以惩治。以言治罪,在依法治国,以人为本,追求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岂非天方夜谭。须知,唯物史观回应唯心史观的挑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既不能听之任之,也无须张皇失措,更不是靠封与堵,靠权与术,靠以言治罪所能奏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消失四十年后,还要把“阶级斗争”之剑高悬于中国知识界头上,这种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风马牛不相及的言论,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有害于社会主义学术事业。如果按照它的逻辑,也要求“运用法律手段”对这种言论治罪,行不行呢?

事实就是力量,思想不能强加于人。请记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之《永恒真理》一篇中说过的一句名言吧:

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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