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凤

建议我去拜访舒群先生的，是萧军先生。因为舒群是萧军和萧红共同的朋友。

舒群和萧军一样，也经历过长时间的被整肃。“十年浩劫”结束以后，1979年，舒群先生一家，从东北抚顺来到北京，等待落实政策。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地方安家，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他和他的夫人夏青女士与孩子们，都暂时住在位于东单北大街的“北方旅馆”里。他已经被平反昭雪，可是落实政策的诸事似乎还没有完成。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患着哮喘病。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于1979年，分阶段地，非常认真地，与我谈了四天。

“我与萧红接触最早，比萧军还早。关于萧红，我有很多年一个字没有写过，这次也多半写不成。”

“萧红如一颗流星，一颗陨星，没有过过好日子，最好的日子是青岛。”

“她与我的关系是姐弟之情，家庭不能说的话能与我说。这个人很软弱，她是爱国主义者，她是反帝者，反日的，民族主义者。”

“我是工人家庭出身，哈尔滨发大水时，我像难民一样沦落到南岗。我当时在第三国际工作，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只有我出去工作时组织上给我伙食费，我很困难。”

“我到青岛，写了封信让他们（指萧军、萧红——肖凤注）到青岛来。我与我的夫人一齐去码头接两萧。”

“萧红的一生最快乐的是青岛。两人的关系很单纯。夫妻关系巩固，完美，相亲相爱，互相帮助，生活压力小，前途曙光大。后来成绩大了，不快乐了，没那么单纯了。”

“在青岛写《生死场》。人是勤劳的，有才华的，一天写三五千字是很平常的，甚至五千字以上。在青岛完成的。稿子写得潦草一点，鲁迅给她改了很多，硃砂红笔改得很工整，箭头很直，给她删的‘了’字，总有几百个。”

“我和萧军到上海，是为了与文艺界发生关系。拜师。拜谁都拜不着。鲁迅、黄源都拜不着。找不着路，没钱，不能久住，仓皇，找人的方式也不妥。第二次我又去上海，萧军不去了，萧红也不赞成去。后来他们与鲁迅发生联系我不知道。”

在舒群先生临时寄寓的客房里，他很舒缓地说着，我则很认真地听着和记着。我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舒群先生很体贴地让我喝口水，我才知道服务员小姐已经来过了。

因为拜访了舒群先生，我对他的革命历史才有了清楚的了解，对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活动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对舒先生等爱国的文学前辈，就产生了敬意。

舒群先生提供的珍贵史料，我都写在了《萧红传》里，并且一一注明了出处。1980年此书顺利出版。我把刚刚出版的此书，呈送给书中写到的舒群、萧军、端木蕻良等诸位先生，每人一本。

上面提到，1981年，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召开了纪念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的讨论会。我在此会上，又与萧军、舒群等东北老作家会面。

此会后不久，大家都回到了北京。在我又一次去拜访舒先生时，他鼓励我说：

“继续写吧。你是文学系出身，底子厚实。等你再写一部传记之后，我也请你给我写一本。”并告诉我：他的资料已经被东北某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文学研究者拿走，那位研究者说要给他写一本传记。可是时间过去很久了，却不见有成果拿出来。

后来，舒先生全家从北方旅馆搬到了虎坊桥的中国作家协会宿舍，那是一座崭新的楼房，条件比原来住的地方好多了。还给舒先生安上了电话。

在我又一次去拜访他时，他问我在写什么，我如实禀告说，正在写第二本文学传记。于是，他又提到了为他立传的话题。他说：

“真不应该用性别衡量人的能力。拿走我材料的是男人，迟迟没有下文。我跟他要，他也不还给我，说让我再等等。人家原本是好意，我也不便再催。你是位女性，又勤劳，写得又快，还不如当时就把材料都给你呢。”

每次去舒先生家拜访，谈的都是文学话题。他复出后，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我读了，跟他谈读后感。他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说：“写是写了，可是有多少人看呢？写了，必须有人看，才有价值。写了，没有人看，等于没写。”

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当时，大概就已经敏感地看到通俗文化对年轻人的诱惑力了。舒群先生的形象，很像一位朴实的老农。1981年我们去黑龙江省呼兰县的萧红故居时，他盘腿坐在炕上，与房主“唠嗑”的样子，我至今历历在目。

我最后一次面见他，仍然是在他的虎坊桥新居。有关他的资料，也仍然远在东北。他已年老，而且多病，我每一次拜访，都不作过多的停留。他送我出了他的家门，大概是累了，他就蹲在楼门口的地上，目送我骑着自行车远去。他这样的形象，也至今都存留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