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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作为哲学家的龚育之 杨春贵  
 

□杨春贵

龚育之同志是我们党的著名的理论家,他才识渊博,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众多学科都有很深造诣、重大建树和广泛影响。他是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逝世,是中国理论界,也是中国哲学界的重大损失,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认为龚育之同志的哲学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读到了龚育之同志1961年出版的第一本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的论文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并且认真做了读书笔记。当时我还不认识龚育之同志,仅仅是他的文章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这些文章既有很高的学术性,又有很强的政策性,把深刻的哲学思想、广博的自然科学知识、党的科技方针政策融为一体,给人多方面的启发。恰好这时我们十几位研究生正在集体编写《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简释》一书,龚育之同志的这本论文集便成了我们学习和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一本重要参考书,书中关于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生产、科学家与群众、科学与哲学等一系列关系的论述,不仅在当时为我们编书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且至今留有深刻的印象。据我所知,这本文集多次印刷,1978年又出版了增订本,累积印数达到十万册以上,对于一本专业性很强的著作来说,达到这个印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见其影响之广泛。“文革”结束以后,龚育之同志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化,重点研究党的文献,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1987年他出版了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的第二本论文集《科学·哲学·社会》,分为三辑,即《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科学前进中的肯定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史》。其中小部分是“文革”以前的文章,大部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文章。1996年他又出版了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的第三本论文集《自然辩证法在中国》。这是一本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情况和历史经验教训的书。其中的历史篇,包括自然辩证法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在苏联、自然辩证法在北大三篇文稿;毛邓篇,包括论述毛泽东、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的八篇文稿;时论篇,包22篇文稿,主要论述党的科技政策、捍卫科学尊严、发扬科学精神、促进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等方面的内容。龚育之同志在从事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的同时,还为这门科学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的创建工作,从这里发展起一个现在已有几十年历史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集体;他参与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曾经引起毛泽东关注的专业刊物;他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开始指导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他长期担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长。正是他在这方面有重大影响的著述和有成效的组织工作与人才培养工作,使他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

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1981年10月,在桂林召开第一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我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龚育之、吴江、韩树英、温济泽等同志,应我们之邀,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这是我第一次面见龚育之同志。他很谦虚,一再说没有准备好,只是有一些想法、一点材料,还没有条理化形成文章,并且郑重地说,不代表哪个工作机构,也没有同其他同志商量,作为参加学术会议的一个学术工作者和大家一起讨论。这种谦谦君子的学者风度,给我和许多与会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这次发言的题目是《从历史决议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在这篇发言中,他结合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根本特点作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论述。他说,会上有不少文章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我赞成这个提法的精神,但是,建议把这个提法修改一下,改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并且具体地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对这种结合的必要性,作了哲学的论证;对否认这种结合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了哲学的分析和批判;对如何实现这种结合,从哲学上教给我们以方法。龚育之同志的这种概括更准确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同中国革命经验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同党内两条思想路线斗争之间的关系,听了以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它既坚持了“决议”阐述毛泽东思想根本特点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又将这种科学方法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上作了创造性的发挥和发展。据我所知,后来许多毛泽东哲学思想教材和研究专著,以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毛泽东哲学思想”条目,都采取了龚育之同志这个提法,可见这个提法影响之深远。龚育之同志不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总体上有很好的把握,而且在具体研究中十分重视资料的占有和研究,十分重视对毛泽东哲学著作与其他著作的贯通研究,十分重视结合党的历史经验作哲学研究,十分重视针对各种思潮作批判性研究。他的《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论实事求是》、《从整个〈毛泽东选集〉中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听毛泽东谈哲学》等等,都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因而总是引起学界的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称他为中国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三、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

我和龚育之同志真正在一起共事,是1994年他来中央党校任副校长以后。那时我分管教学工作,经常向他请教。他对党校教学工作十分重视,承担了许多重要讲题,为党校教材撰写了许多重要篇章。他和苏星、我共同主编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他参与了“三基本”、“五当代”教材的编写组织领导工作,并同郑必坚、李君如、我一起主编了其中的《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一书。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前夕,龚育之同志同石仲泉和我共同写作出版了《重读邓小平》一书。在这期间,听他讲课,听他发言,我总有一种面对智者的感觉,使自己深受教育和启迪——不论在学问上还是做人上。在这期间,他研究的重点是邓小平理论,其中包括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如果说他的哲学研究,在起步阶段重点是研究自然辩证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点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那末,到了上个世纪九十代以后,重点便是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了。他的这种研究可以说贯彻于他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发展的全过程。1992年10月27日他在经济日报发表的《精髓·前提·哲学基础——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文,可以说是他这种研究的一篇代表作。在文章中他指出,党的十四大报告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富有新意,这个新意就是表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前提和哲学基础。”“精髓”的提法文件上说了,讲“前提”、“哲学基础”,这些话是龚育之同志讲的。尤其是他的关于“两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的新概括,更是极富创造性。龚育之同志说: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标志新时期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而今年初他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是标志新时期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又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这个重要提法在1997年被正式写入了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这篇文章中,龚育之同志不仅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作了明确概括,而且对这个哲学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全过程中的作用作了系统阐述:他首次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他在具体分析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以后提出,改革开放的深入就是解放思想的深入;他鲜明地提出,新的历史阶段要求新的思想解放;最后他强调,解放思想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和两个“一切”。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讲的,两个“一切”是龚育之同志根据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龚育之同志强调两个“一切”,是为了回答有的人不赞成两个“一切”,即不赞成“各项工作”、“各个方面”都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而实际上只有坚持两个“一切”才能把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底。除了这篇讲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代表性著作之外,龚育之同志在论述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著作,以及其他许多有关著作中,都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精髓作了多方面、深入的阐述。他的许多文章仅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到他对解放思想的强调,如:《经济改革与思想解放》、《解放思想的新起点》、《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市场经济问题与思想路线问题》、《思想更解放一点,理论更活跃一点》、《新的革命·新的理论·新的旗帜》等等。龚育之同志的论著在推进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他是中国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权威,也是作为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党的思想路线理论研究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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