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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宋贵伦  
 

——研读龚育之同志有关观点随感

□宋贵伦

2004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后,中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的重大研究课题交由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市委高度重视,成立了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为首席专家,以中央党政军研究机关和首都高校、市属研究部门专家构成的课题组。

龚育之同志是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专家、教育家、自然辩证法研究专家。他担任首席专家后,不顾体弱多病,亲自指挥研究,多次抱病参加课题组会议等研讨活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一)“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基本规律。规律就是经验的总结。”最初,中央交办课题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规律”。课题组讨论时,认为规律难以把握,而且容易空泛。根据大家意见,在2004年9月24―26日课题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龚育之同志提出将“基本规律”改为“基本经验”,并指出,“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基本规律。规律就是经验的总结。”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指出,用“基本经验”比“基本规律”更易接受,可把经验总结达到规律性认识的高度。此项建议得到上级的批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考虑从三个历史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角度来概括。”在2004年9月课题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龚育之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要按理论发展的过程来概括。在2005年1月13日和以后几次课题组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从“三个历史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角度来概括,即:三个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个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他还对三个历史阶段提出了深刻见解。认为,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来划分,三个历史阶段可表述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以前算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创立的,毛泽东只是作了探索。

(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在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龚育之同志首先谈了这个问题。此后不久,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问题》为题,先后被《学习时报》和《人民日报》刊发,在理论界产生了很大反响。龚育之强调,应当把民族化、时代化这两点突出出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他特别强调,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只讲民族化,不能忽视时代化,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

(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着重研究‘化’出了什么特殊的东西。”在2006年5月7日的课题组会议上,龚育之同志围绕如何处理史、论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能离开历史,但完全按照史的线索来写,就是党史而不是思想理论发展史了,侧重点应当是为什么要“中国化”,特别是“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2006年6月17日,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他又进一步论述了这个观点,指出:“所谓独特的东西,一方面是指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一方面又是指它同马克思主义既有的东西有相异之处。需要研究:这些独特的东西是怎么得来的?是怎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证实的?还要分析:‘化’的过程中哪些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东西?哪些是不符合中国情况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招致损失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克服这些失误,走上和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道路的?要把回答这些问题摆在突出地位,既不是完全摆脱历史的叙述,又不是完全依附在历史的叙述里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出了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突出‘探索’两个字。”这是2006年6月17日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龚育之同志强调的第二个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过程。

他还特别强调两点:第一,成功是探索、失败也是探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探索的过程,而建党初期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期的陈独秀,无论贡献和失误都属于探索的过程;建国后,党和毛泽东的成功和错误也应从成功的探索和失误的探索来分析和看待。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了,又会陷入新的不成熟,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又面对着许多新的问题,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民族化方面继续做出新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他还明确提出,眼界要宽。在绪论写作中,不仅要表现马克思主义这一支,对于也是马克思主义发端的、又同马克思主义若即若离、甚至分道扬镳的其他理论支派,既要批判,也要客观评价、恰当判断。

(六)“新出来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东西有所不同,这才是创新,巨大的重要创新”,“甚至有时被认为是 ‘异端’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是龚育之同志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讲话的标题。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包含许多重大的甚至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比如,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不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而不是工人等等,就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他说,邓小平也说过“异端”问题。邓小平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他还介绍说,这句话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册子中没有收入,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经邓小平本人同意恢复了。

龚育之同时强调指出,对“异端”要分析。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曾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是否是创造性发展,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

(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这是龚育之同志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提出的又一个重要观点。“三大拨乱反正”,是指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三大理论创新”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

(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在求准、求深、求实、求共识基础上求新。”这是龚育之同志2005年12月16日在课题组会议上讲话的重点,以后又反复讲过多次。他既强调创新,更强调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强调要在准确、深刻、实在上下功夫。他还特别强调,因为这部著作是集体著作、是基本读物,要在相当范围里有共识或可以求得共识。在求共识的基础之上,努力求新,力求思考得新、概括得新、文字表达得新,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求新。

今年6月12日,龚育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他的逝世,不仅对我们课题组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共党史界也是极大的损失。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25”重要讲话,研读龚育之同志有关重要观点,我有如下一些粗浅体会:

第一,坚持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原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大致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至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时期(1949年至1978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至今)三个近30年的历史阶段;出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相继探索出了两条成功的道路: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道路,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四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上下篇又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重大创新。其中,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有三大创新:统一战线论、武装斗争论和党的建设论,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三大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创造的。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以从不同角度概括和总结。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应当从“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角度来总结,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应当从如何“化”的角度来概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和“五个有机结合”。

“一个中心”,即:以现实问题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三个着眼于”,即:“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毛泽东、邓小平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党中央反复强调的。这是最基本的经验。

“五个有机结合”:一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国情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二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把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吸纳现实创新成果结合起来,形成反映规律、富于创造、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三是坚持领袖创新与群众创造相统一,把党的领袖及其领导集体的创新与理论家的创造、群众的智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政治权威、学术价值、深入浅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四是坚持务虚与务实相统一,把研究理论与制订路线、方针、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立足当前、面向长远、治国理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五是坚持独特与包容相统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体系完备、重在建设、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这五个方面是对“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进一步展开,是基本经验。当然,这个归纳和概括只是个人的粗浅体会,还极不成熟,只是抛砖引玉。

第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不懈奋斗,就是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成果,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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