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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曲只应天上有 帕瓦罗蒂  
 

——怀念帕瓦罗蒂

帕瓦罗蒂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决绝,那么义无反顾,让喜爱他、尊敬他的人来不及叹息,便不得不啜泣着向他告别。

深秋的北京,依然热浪袭人。开车蜗行在回家的路上,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帕瓦罗蒂不幸逝世的噩耗,原本漫溽的热汗一下子凉了,一种失去亲人的感觉瞬间笼罩了全身。窗外华灯初上,眼前车流滚滚,而我忽然有一种入骨的悲凉,一种失去知音的无边的寂寞。香港的专题纪念晚会用了“此曲只应天上有”的诗句,而我此刻的心境,正好暗合了诗句的意境。是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几天过去了,尽管公务繁忙,把时间塞得很满,但心里依然空落落的。帕瓦罗蒂壮硕的身影、亲切的笑容,总是在眼前晃动。虽然磁带早已为CD所代替,但这几天特意把帕瓦罗蒂演唱的那波里民歌磁带找出来,早晚路上一遍又一遍播放,我的车里便充满了帕瓦罗蒂的歌声,我的周围便笼罩着帕瓦罗蒂的气息,我的眼中一次又一次噙满泪水。那是帕瓦罗蒂第一次访华时,我在音乐会现场买下的原版磁带,是从牙缝里抠出钱来做下的此生最美的梦。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了很多不同版本的CD,既有1972年帕瓦罗蒂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多尼采蒂《军中女郎》中《啊,多么快乐》时连唱九个高音C的现场录音,也有1993年帕瓦罗蒂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吸引30万听众的“帕瓦罗蒂之友音乐会”DVD。但我始终珍藏着这盘现在看来已经很不起眼儿的磁带。因为它记录了我的青春岁月,记录了我对古典音乐和歌剧艺术倾注的无限痴迷。

早饭时和同事再次说起我们心中的那个帕瓦罗蒂,说起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八十年代,说起帕瓦罗蒂旋风带给我们的从未有过的强烈震撼。朋友说应该写点什么。可是写什么呢?做了这么多年文字工作,我又一次感到了文字的苍白无力。即便是再优美典雅的语言,又怎能表达我们对帕瓦罗蒂万般喜爱、无边眷恋的感情于万一呢!

是的,那个年代是令人难忘的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思想解放和“狂飙突进”年代,是中国人民经历了极度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乏之后重新振奋和崛起的年代。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迎来了“尘世的耶稣”、“音乐天国至高无上的皇帝”、“全世界儿童和联合国伟大的朋友”——帕瓦罗蒂。

1986年夏天,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心中奔涌着火一样的热情,手中攥着可怜巴巴的几十块钱。当听说帕瓦罗蒂就要来到中国演出的消息后,我们几个狂热的“帕迷”四处活动,唯恐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精心盘算着:一个月工资56元,听一场音乐会至少要20元。帕瓦罗蒂在中国只演出两场,一场歌剧《波希米亚人》,一场歌剧与那波里民歌集锦。如果两场都听,剩下的钱还可以勉强买一盘13块钱的原声带,但当月的饭钱就成了问题。如果只听一场,再买一盘录音带,剩下的钱起码可以填饱肚子。想来想去,我和朋友决定还是两场都听,磁带各买一盘,回去后相互转录,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那是我艺术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两场音乐会,一场安排在天桥剧场,一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我和朋友提前三个小时就赶到那里,百般周折弄到的票紧紧攥在手里,生怕被谁抢走似的。等待的时间漫长而幸福,我能清晰地感到自己脉搏的跳动,手心里满是激动的汗水,隔一会儿就要在裤子上擦一下。当帕瓦罗蒂戴着那条我们熟悉的大围巾、穿着宽松的服装走上舞台时,全场一片沸腾,掌声、欢呼声、跺脚声混合成巨大的声浪,好像要把整个屋顶掀开。如此狂热的场景,只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中见过,只在麦加朝圣的新闻报道中见过,没想到含蓄的同胞能把这样的热情奉献给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歌唱家。

演唱开始了,偌大的剧场立刻弥漫了帕瓦罗蒂所特有的美妙歌声。他时而控制气息,演唱几支舒缓柔曼的那波里民歌,把我们带到意大利之夏浪漫而多情的蓝天碧海之间;时而放开歌喉,尽情展示高音C之王无与伦比的歌唱天才。于是,全场听众无不陶醉在仿佛天籁之音中,尽享歌剧艺术和那波里民歌带来的无比快乐。我清楚地看到身旁一位衣着考究的老者随着音乐轻声哼唱、使劲地鼓掌。当帕瓦罗蒂连续唱出高音C时,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曲终了,冲着我直喊:“好啊,好啊,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兴奋,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泽,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在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特殊的温暖:只有帕瓦罗蒂的歌声,才有使老人变得年轻,使姑娘变得漂亮,使这个不平静的世界变得格外美好的魅力吧。

两场音乐会上,帕瓦罗蒂演唱了我们熟悉和不熟悉的许多著名作品:全本的《波希米亚人》,还有《多么冰凉的小手》、《缆车》、《我的太阳》、《重归苏连托》、《穿上戏装》、《女人善变》、《今夜无人入睡》……每一次出场和退场,帕瓦罗蒂都会受到长时间的热烈欢迎。看得出来,他唱得非常投入、非常认真、非常高兴。随着歌曲情节的变化,他时而挥动手帕、凝视前方,好像要向一段遥远的爱情作最后的告别;时而张开双臂,热情放歌,仿佛要向我们传递来自亚平宁的问候。所有人都被帕瓦罗蒂的真诚感动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充盈着喜悦的神色。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懂音乐,但他们知道大师,崇敬大师,渴望在与大师的直接交流中感受歌剧艺术的魅力。帕瓦罗蒂显然也受到了这份热情和真诚的感染,他是那么卖力地唱着,让人感到不仅是用上帝赋予他的美妙歌喉,更是用他慈悲而善良的心。

那段时间里,不仅我周围热爱古典音乐的朋友,而且整个中国知识界似乎都成了不折不扣的帕瓦罗蒂迷,每个人都能哼上几句歌王的唱段,即便是在公共浴室里,也不时能够听到发音准确的《我的太阳》。我们不懂意大利语,但产生了学习意大利语的强烈冲动;我们未必懂得古典音乐,但熟悉帕瓦罗蒂作品的每个小节。只要音乐响起,我们就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接着哼下去。帕瓦罗蒂成了热爱音乐艺术人群的中介,不管大家是否相识,只要谈起帕瓦罗蒂,就天然有了沟通的密码,可以立即成为知音和朋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八十年代中期,帕瓦罗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了我们的音乐文化修养。他为渴望求知的我们确立了一个极高的音乐审美标准,树立了一个从此难以超越的精神标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在音乐名义下的所谓“演唱”,再也不会降低自己的审美趣味去为二流作品浪费时间。我们像一群被惯坏的孩子,从此“由奢入俭”难了。

进入九十年代,帕瓦罗蒂开创了“跨界演唱”的全新形式。在他的艺术辞典里,只有好音乐和差音乐的差别,没有古典与现代、高雅与通俗的门户之见。他不仅与多明戈、卡雷拉斯等歌剧大家同台举办“三高音乐会”,把歌剧艺术带给普通民众;而且邀请“辣妹组合”、斯汀、U2、博诺、席琳迪翁等流行巨星联袂演出。以他无与伦比的强大号召力为贫穷战乱地区的儿童筹款,为联合国慈善事业不遗余力地工作。于是,从伦敦海德公园,到纽约中央公园,从巴黎埃菲尔铁塔,到北京紫禁城,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将美声唱法与流行歌曲有机结合,创造全新演唱风格的同时,他也完美地树立了自己热爱公益事业,促进世界和平的良好形象。萨拉热窝人民授予他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联合国任命他为和平大使。他就是这样,在古典与现代、高雅与通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使“阳春白雪”走进“下里巴人”。同时以自己博大善良的情怀,将富人与穷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战乱频仍的世界增添一抹暖色。

多少年过去了,年轻时的敏感与多情早已为中年的老练与沉稳所代替。但内心深处对帕瓦罗蒂那份爱,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丝毫减退。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声,都会想起无悔的青春岁月;每一次想起他和蔼可亲的面容,心中都会涌起一份特殊的感动。在他的歌声里,我听出了高贵,听出了真诚,听出了华丽,听出了质朴,听出了爱情的甜美,也听出了离别的悲伤。在我的心目中,他毫无疑问是人类歌唱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歌唱家,一座不可逾越、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峰,是所有乐迷心中永远的珠穆朗玛。他的去世,不仅是声乐艺术的巨大损失,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正如意大利总理普罗迪所说:“帕瓦罗蒂用他的歌声将名人和普通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一生不仅是音乐,更重要的是一个和平使者,他在用音乐反对战争,他不仅代表了意大利的音乐,而且代表了整个意大利。”葬礼那天,意大利空军“三色箭”特技表演队在帕瓦罗蒂的家乡摩德纳上空飞过,释放出象征意大利国旗颜色的红白绿彩烟,仿佛一面巨大的国旗覆盖在摩德纳上空,这是意大利给予她最优秀儿子的最高礼遇。

歌王走了,他在临别赠言中写道:“我希望人们把我当作一个歌剧里的男高音记住,或者说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代表,这个代表性人物在我的国家中找到了他最好的表达方式。另外,我希望我对歌剧的热爱能成为我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和最永恒的章节。”我想,歌王的遗愿其实早已化为现实。如今在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帕瓦罗蒂的歌声;有帕瓦罗蒂歌声的地方,一定就会萌发文明的种子。

毫无疑问,生在帕瓦罗蒂时代是幸福的,生在帕瓦罗蒂时代而有幸亲耳聆听他的演唱是更加幸福的,生在帕瓦罗蒂时代而有能力感受他的美与崇高是尤其幸福的。

歌王已去,歌音不绝。

愿上帝与帕瓦罗蒂同在。

愿帕瓦罗蒂的歌声永远响彻在全世界人民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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