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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趋增强 吕邦安  
 

□吕邦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全球化,不仅有利于我国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国际体系转型、和谐世界建设与人类文明进步。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正在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主要有:

(一)促进发展模式创新。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国公司已发展到在全球布设研发、生产、销售链条的全球公司阶段。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

(二)促进国际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领域又表现在多边领域。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深化,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增强。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利益融合有利于国家关系改善,国家间协调合作增多,出于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愿者联盟”不断出现。谋霸权、搞对抗,坚持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越来越不得人心。

(三)促进安全内涵扩展。安全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增大,涉及到经济、民生、社会和自然等广泛领域。非传统安全主要由人类发展的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不协调引起,其实质是发展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模糊了安全与发展的界限,增大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紧迫性,挑战着传统安全的主导地位,缓和了国家间的军事对抗关系。如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美国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国际社会。又如,美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矛盾尖锐,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总的来说合作顺利。

(四)促进国家主权转移。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发展。仅1990至1998年,国际组织就从26656个增至48350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成为全球性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实施者、全球性问题的管理者和全球性争端的解决者。WTO在其《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全面规定了WTO解决贸易争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决执行与监督以及救济办法等,并专门设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确,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主权仍然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国家主权在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转移。比如,向联合国、地区组织转移政治、外交和军事权利,向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公司转移经济权利,向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转移社会权利。全球化还促使一国的国内规则尽可能与国际规则协调与一致。

(五)推进国际体系转型。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际组织作用有限、霸权主义和“问题国家”得不到有效制约。现行国际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日渐乏力,其调整、完善和转型乃大势所趋。今后几十年内新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征:一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由于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振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多强不利于“一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变化,“一超”与多强、南方与北方两个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有望最终解决。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大国将重新洗牌,中国将跃居世界第二位,俄罗斯、印度、巴西将跃入前10名,另有部分发展中大国将跃居前20名。美、中、欧、日、俄、印度、巴西等新的各极之间利益融合与相互依存度提高,彼此发生尖锐对抗与全面战争的危险性降低。二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共同主导。将来随着美国“一超”地位和西方力量优势的逐步丧失,西方的主导地位将难以维系,多极、西方与非西方将共同主导新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民主化将得到发展。三是国际组织作用增强。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将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强化,对大国和“问题国家”的约束将得到加强。四是国际治理多样化。全球性问题增多将促进国际治理模式多样化,如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大国共治与中小国家共治、全球性国际组织治理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治理等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五是和平渐进性。以往国际体系的变革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这一次国际体系转型可能在保持总体和平状态下通过大国之间、南北方国家间的斗争、协商、妥协以渐进式改良逐步完成。

(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础上,形成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类文明,打破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超越。

我们在看到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逐渐积累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忽视。

(一)经济危机。随着全球经济链条日益紧密,能源价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严重失控、大国经济明显衰退诱发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其传导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终会威胁全球与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动乱。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都有可能激化。如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大量外移,失业问题突显,社会风潮增多。全球化还使各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国际问题诱发国内动荡、国内问题引发国际动荡的机率都在增大。

(三)大国对抗。有的国家背离全球化的演进方向、背离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没有放弃搞霸权主义,没有放弃搞战略扩张,没有放弃搞军备竞赛,没有放弃遏制其他新兴大国。特别是它还将在一二十年内保持战略优势,一旦摆脱当前的战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国对抗的可能,那将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产生严重危害。

(四)地区动荡。全球化中边缘化的国家、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可能使用21世纪头20年内地区热点不是随全球化深入逐步减少而是继续增多,使地区热点对全球安全形势的牵动作用增大,使国际形势在总体和平状态下局部动荡继续加剧。

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强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战略意识。

完善国家发展观、利益观、安全观、主权观与国际秩序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五个统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化发展间良性互动。摒弃绝对排外的国家利益观,远离霸权主义那种维护一己私利的国家利益观,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纳入国家利益视野,在推进与外部世界互利共赢中发展并延伸国家利益。创新国家安全观,促进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和平发展的协调,促进维护传统安全与维护非传统安全的协调,促进维护本国安全与维护国际安全的协调,促进军事手段与其他手段间的协调,力争摆脱“安全困境”羁绊,推进安全与发展统一,努力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妥善应对国家主权转移的趋势,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发展取舍国家主权让渡,以是否有利于本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决定对国际干预的立场。充实国际秩序观,在适当参与全球治理中推进和谐世界建设。

增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增强,要善于利用全球化机遇促进国内发展,善于利用全球化压力推进国内制度创新,善于规避全球化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善于防范国内问题冲击地区和全球安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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