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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林斯基与巴枯宁的思想迷途 张建华  
 

□张建华

别林斯基和巴枯宁可谓俄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俄国最著名的革命家,然而他们也曾迷失于皇权主义文化和传统的社会政治心理之中。

一、别林斯基的“失误”

别林斯基和巴枯宁在其活动的早期(1837―1839年)共同出现了思想和政治倾向上“与现实妥协”的迷茫阶段,也曾犯过几乎与果戈理同样的“失误”,一度成为他们的人生污点。

1837年,别林斯基应克拉耶夫斯基之邀参加《祖国纪事》编辑部的工作,并且与斯坦凯维奇小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小组其他成员以及同时代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别林斯基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但是由于别林斯基不懂德语,因此他不得不时常以书信的形式求教于巴枯宁和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对黑格尔的“存在即是合理的”哲学命题极为信服。1838年,别林斯基在主编的《莫斯科观察家》上发表了巴枯宁翻译的黑格尔的《中学讲演录》,巴枯宁在译序中写道:“现实永远是胜利者”,“反抗现实等于摧毁各种勃然涌动的生活源泉。在生活的各方面和一切领域顺应现实,是当代的一项伟大任务。”别林斯基在给巴枯宁的回信中也表示:“我注视着我原先根本不屑一顾的现实。由于意识到它的合理性而感受着一种神秘的喜悦。”

1839年6月,别林斯基的《鲍罗金诺周年纪念》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这里他借用了普希金的颂诗《鲍罗金诺周年纪念》的题目。在文章中,别林斯基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俄国之所以能够打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不是因为人民的力量,而是由于沙皇及沙皇政府的英明指挥。第二,俄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源自于俄国有远高于法国乃至西欧的文明,而这种文明的体现者就是沙皇制度。第三,俄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俄国上下君臣的和睦、臣民一心,这即是俄国民族性。

别林斯基在政治上的“转向”和麻木不仁使他的朋友痛心,赫尔岑对此予以严厉地批评,并且因此宣布与他断交。别林斯基很快醒悟过来,在1840年宣布与自己罪恶的思想决裂。从此以后,别林斯基就义无返顾地转向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世界观。

二、巴枯宁的“失节”

巴枯宁在此时期与别林斯基共同经历了“与现实妥协”的思想困惑,但是他早于别林斯基在1839年就已经醒悟,随后于1840年从窒息的俄国来到德国,从此后开始了他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但是,当他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于1849年被普鲁士当局逮捕后被引渡回俄国后不久,便应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命令,在1851年7—8月间书写了一份长达八万字的《忏悔书》,他详细回顾并交代了他被捕前在西欧的政治活动,并且出卖许多与他有过联系的俄国或其他国家的革命家的名字,同时还详细地介绍了他所参加的每次革命行动的组织、发动、起义的全过程。他写道:“德国人马克思博士对我极其仇恨,原因在于我不愿意无原则地接受他的领导。他在科伦出版的《新莱茵报》上发表文章,对于横加责难,而且无中生有地硬说我是出卖波兰人的罪人。”巴枯宁在《忏悔书》中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对沙皇的尊敬和崇拜:“我给陛下的忏悔书可归结为如下不多的几句话:陛下!在皇帝陛下面前,在祖国法律面前,我全错了。……陛下,我将把您看作接受忏悔的神父,诚恳地向您倾吐心声,如同人们忏悔并不是仅仅是为了在人世间得到轻易的宽恕,而是为了在上帝的世界得到宽恕一样。”巴枯宁宣称他仅仅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时迷恋者,甚至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些虚无主义的东西。尼古拉一世在看了巴枯宁的《忏悔书》后,大为高兴,他立即加上一个批语:“毫无疑问,也就是说,我会以斯拉夫的马赞尼洛的身份来领导革命的,谢谢!”同时他要求皇太子亚历山大二世认真阅读这份革命者的“忏悔书”,并批语:“值得你一读,非常有趣,颇有教益。”

这份《忏悔书》在巴枯宁生前未曾公布,因此巴枯宁从流放地脱逃后,得以“英雄”的姿态重返欧洲。马克思在未知详情的情况下称:“这位新的穆罕默德就这样实现了一次神奇的逃亡。”赫尔岑称赞巴枯宁“神奇而又顽强地出现在各地……这使得他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人物。”到十月革命后的1921年,巴枯宁的《忏悔书》全文才予以在苏联公布。

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俄国无政府主义鼻祖巴枯宁的“失节”,仅仅是两人思想发展史中上的一个不和谐插曲,但是它仍然反映了专制主义和保皇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俄国最先进人士中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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