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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国防经济建设步入科学发展轨道 姜鲁鸣 王文华  
 

□姜鲁鸣 王文华

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部分,重申了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努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一重要论述对于进一步转变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发展步伐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防经济建设也面临着科学发展的问题,其核心任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量足质优的经济资源和相应的体制保障。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国防经济建设开始全面转型,科学发展已经成为现阶段国防经济建设的主旋律。

国防建设模式开始转变

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各方面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压力。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可以有效避免军民重复建设、分散建设,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形成国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因此,提高包括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内的国家整体建设的效益,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一致的政策取向。近年来,我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如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有益的经验,融入机制日渐完善,融入途径日益多样,融入效益逐步显现。

从顶层设计上“融入”,中央军委提出了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相一致的国防发展战略,既体现了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的要求,又保证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跟上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划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并把国防动员建设列为主要内容之一。《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将军民结合作为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方针之一。地方各级政府按照“军队提要求、国动员委搞协调、政府部门抓落实”模式,逐步完善一系列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工作运行机制。在宽带网、移动通信网络、地理数据库等信息基础建设中做到军民结合或预留军用接口;在国家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通信线路等重大工程建设中,充分考虑战时部队机动、武器装备调运、军事通信和国防动员的需要。国防项目建设也尽量考虑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国防项目和军事设施对经济建设的服务支援作用。军队人才建设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12所地方高校招收培养了国防生。军队后勤依托国民经济体系,不断提高社会化保障水平,减轻军队办社会的负担,提高了军费使用的功能性效益。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这一重要论断为融合式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必须坚持发展战略、发展进程、发展机制和资源配置的协调一致。实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模式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目前在这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融入”的组织协调机制不健全,军政企之间责任不明确、关系不顺畅;“融入”的技术标准不统一,民用产品在设计制造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未来的军事需求;缺乏足够的信息交流平台,民用项目和军事项目的计划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融合;“融入”的政策法规不健全,各相关主体如何实现“融入”发展尚缺乏明确的要求。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今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将迎来一个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层次更高的大融合。继续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改革阻碍“融入”的体制,健全“融入”机制,制定“融入”的规划计划,出台“融入”的有关标准,制定有利于“融入”的政策法规,搭建“融入”交流的信息平台,更加有效地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

国防投入规模趋于合理

实践证明,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国防费投入客观上都存在着一个合理的数量区间。国防投入处在合理区间内,国防安全能够得到有效保证,国防投入对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小,而且还会形成国防投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局面;国防投入低于该区间下限,国防建设会因投入的减少而受到负面影响;国防投入突破该区间的上限,超出了国防建设实际需要,其资源占有量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国防投入远超出该上限,进而超出社会经济承受的极限,国民经济就会陷于崩溃。因此,新时期国防建设投入应当遵循“够用”原则,其最佳规模是在确保国防安全前提下的投入最小化。以科学发展观审视国防投入问题,应更为合理地确定国防开支规模,确保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国防投入,实现国防和经济两大建设的统一、两个进程的同步和两个资源配置的匹配。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很关心、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防投入不足的矛盾大为缓解。2006年为2838.3亿元,2007年为3509.2亿元,约占GDP的1.5%左右。总体上看,现阶段的国防开支增长主要是用以弥补改革开放初期很长一个时期内国防建设低投入造成的发展缺口,属于“恢复性增长”。我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有1.8万公里长的海岸线,边界线长达2.28万公里。保持国防费的适度增长和适当比例,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正确选择。

但是,由于历史积累、世界新军事变革推进速度加快以及解决我国台湾问题等原因,现有的投入水平仍不足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祖国统一,还有较大的缺口。从军人人均军费支出来看,2006年我国仅为1.5万美元,而美国为36万美元,英国、日本等国均为20多万美元。这么大的差距说明我们的军事变革资源保障条件仍处于绝对劣势。因为这个指标是衡量军事变革资源支撑力度的关键指标。一般而言,一支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开始由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军人人均军费的资源启动水平至少应为2万美元以上。

科学谋划我国国防投入的规模,必须合理确定国防投入占GDP的比重。我国这一比重的确定,首先应以世界国防费的平均水平和多数国家的投入水平确定投入基准;其次,以大国开支水平对基准投入水平进行适度矫正;最后,再以我国特殊安全需求进行微调。我国国防费占GDP的比重应当保持在2.6%~2.8%之间比较合适。这样,既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又可为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基本够用的经费支持。

国防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以科学发展观审视国防经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国防财力资源的结构矛盾和管理效益问题,更加注重国防建设的“效益发展”。现阶段实现效益发展的集中体现,是把既定的有限资源投入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最需要、最关键、最迫切的重点建设方向上去。近年来,着眼于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战场角逐,我们压缩了陆军和技术水平低的部队,压缩了非作战部队,逐步增大了装备费、科研费和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把节省的经费用于基层和作战部队;精简后勤机构数百个,在驻大中城市军以上机关和非作战部队推行生活保障社会化改革,同时启动大联勤改革试点,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后勤保障体系开始形成;推行了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等采购方式,实行军用计算机和网络设备采购进行集中采购,价格降幅达到了28%,多种型号舰船装备实施竞争性采购后节约经费数亿元。总体上看,我国以占世界国防费总数的2%的投入,有效捍卫了国家安全,取得了良好的国防经济效益。

但是,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效益上,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经费管理体制不统一,人员费与装备费、研发费的比例以及军兵种费用结构不合理,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必须大力加强科学管理,努力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效益。这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方针,突出建设重点,优化投资结构;强化军队的打仗功能,进一步减少军队办社会的负担,实现由“社会多能”型军队向“打仗专业”型军队的转变,最大限度地把资源转换为保障力和战斗力;加强科学管理,运用先进的管理和手段,注意质量,节约成本,重视效率,向科学管理要效益;逐步建立财力财权集中、军费分配科学、项目具体透明、监督制约严密的现代国防预算制度和国防采购管理制度。

国防产业能力显著增强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实现寓军于民、军民结合式的新型发展。这是国防经济建设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国防科技工业部门以“四个坚持”为指导方针,实现整体推进、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大幅提升军工产业生产能力。我们建成了一批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基地,武器装备的研发、试验验证、集成、制造能力进一步提升,具有较高水平的新型军工体系逐步形成;军工经济迅速壮大,总量以年均超过20%的速度快速增长;载人航天工程进展顺利,“嫦娥”工程一期绕月探测工程卫星、运载、测控、地面应用和发射场等五大系统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军工民用产业迈上新台阶,秦山二期、三期和岭澳核电站相继建成投产并投入商业运行,发展形成六个卫星系列,飞机转包生产交付额连年翻番;造船连续11年居世界第3位;海洋工程、光机电、环保产品等新兴产业成为军工经济新的增长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武器装备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一批又一批新型装备交付部队,已初步建成了快速机动、立体突击的陆军装备体系,空海结合、适应近海防卫作战的海军装备体系,空地结合、攻防兼备的空军装备体系,核常兼备、慑战一体的第二炮兵装备体系,综合集成、一体化发展的电子信息装备体系,这标志着我国国防的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大为提高,伟大祖国的和平“盾牌”更加坚实。

另一方面,在世界军事变革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军工经济的发展还有相当的差距。我国的国防工业自成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完全打破,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比较突出;军工产业规模小,军工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基础薄弱,自主创新能力差,技术储备不足;军品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缺乏必要的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新体制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等等。这些问题表明,现阶段我国的军工经济尚处于由传统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期。显然,对于这类问题,采取枝枝杈杈的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着眼于根本。注重统筹、协调和大系统整合的科学发展观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良药。这就需要进一步科学谋划和协调整合。当前,尤为迫切地是有效消弭资源整合的制度障碍。在当代中国,只有真实而非名义地将非公有经济引入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之中,真实而非名义地将市场机制引入国家军工经济发展体系之中,国防科技工业才会成为依托国民经济的“大产业”,成为能够为信息化战争提供强大支撑的“大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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