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能被实践的程度取决于它遏制公权力的信心和能量，取决于它对利益集团强制私产过渡的反制力。不错，物权法提供了将私权从公权中挣脱出来的机遇，但解放的曙光掌握在政府而非公民手中。

不能不予以警惕的是，物权法之前，有关私产的保护在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已有充分显示，但在实际操作中，宪法的物权精神和土地法的规定都被广泛规避。政府拆迁赖以凭据的是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而各省普遍据此制定了拆迁细则，上下其手，强化了政府在私产权让渡上的强势地位。虽然因物权法的实施，土地管理法和拆迁条例都要作出修正，调整与物权法相抵触的部分，但行政权力对私有财产的排他性控制始终未消，拆迁户用物权法抗衡它的努力前途未卜。

除了政府惯性和既得利益，对物权法的挑战全方位存在，它们像物权法尚未产生时那样威胁着私有财产三原则，亦即：稳定的占有、根据同意的转让、允诺的履行。以城市拆迁为例，公民虽有权对拆迁提起诉讼，但法院只能审查政府拆迁的文件是否齐备，而不能否定强制拆迁本身。国民无法援引司法救济，实质上意味着个人不能粉碎政府强制实施的财产控制。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强制性拆迁只要程序合法，事主异议已不重要，政府一旦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即可先行拘留当事人。私有财产权就这么弱不禁风。

无论如何，物权法仍给予民众某种希望：借助于私有财产的独立，私人有望不再属于政府任意调控的资源。一个守法的政府是守护物权法精神不被扭曲、不被异化、不被淘空的必要保证。物权法为这样一种政府的完善提供了参照，一个进取的地方政府不应漠视此种吁求，也应当把它奉为奋斗的目标。

（2007年9月30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