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上) 胡为雄  
 

□胡为雄

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指由艾思奇署名主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本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的全国党校和高校通用的哲学教材。新中国“第一本”全国通用教科书的划时代意义是:它结束了中国人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但这个“第一本”为何迟至1959年才开始编写,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2个年头才出版?

“第一本”的最初编写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时,曾得到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这种援助的范围包括思想文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领域。自1949年代开始,中国的党校系统(如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高校系统(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宣传部门(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就聘请了一些苏联专家担任顾问。

但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使这种情况发生了转折:中苏两党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上开始发生意见分歧,后来引起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最终在1960年停止援华并撤走全部专家之前的1958年,就撤走了在中央高级党校的专家。中苏关系破裂在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断然不能再采用。因而,中国人自己编写教科书就迫在眉睫。

1959年11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理论工作问题。康生在会上说,1956年中央决定写六本书,现在一本也没有。不是写不出,而是把写书当作业余的业余。要下决心在第二年写出来。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理论小组,作为中央文教小组的分组,由康生、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遵照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中央文教小组布置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任务的具体要求是同时编六本书,其中北京地区编三本,接受任务的是中央高级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地编三本,接受任务的是湖北、上海、吉林。中央布置任务后,这六个单位响应非常积极,迅速调配好了编写人员。这样,就形成了六个编写组。主持各书的编写人(即主编)分别是:艾思奇(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冯定(北京大学教授兼党委副书记)、肖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李达(武汉大学校长)、冯契(华东师范学院政教系主任兼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宋振庭(吉林省委文教部、宣传部部长)和匡亚明(东北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由于任务紧急,中央书记处要求半年写出初稿。而康生、陈伯达等领导人采用“层层减码”的办法,将编写时间缩减为三个月。陈伯达在召集教科书编写会议时提出两条要求:一条是要写书,一条是1960年2月15日完成。康生则在会上讲,哪个省2月15日交卷,就算红旗。

于是,各编写单位马上抓紧写作。六本书稿完成上交后,1960年2月下旬中央理论小组召集参编人员的代表及部分理论工作者共50余人到中央高级党校对之进行讨论。讨论会在党校北院即现在的国际关系学院所在地举行。

书稿讨论的总结性会议在1960年4月24日进行,会场在中央高级党校礼堂三层。会议主持人是艾思奇,康生、陈伯达、胡绳到会,关锋及中宣部理论处负责人洪禹也参加了会议。这个会当时叫座谈会,主要是康生、陈伯达等人讲话。康生在会议一开始就声称自己则对各省写的书“一本也没有看”。他说把各地送交的书稿装了一皮包,但没有单自给毛主席看,而先给邓小平同志看,后来主席都拿去了,并且看得很有兴趣。

在座谈会上,胡绳特地这样强调:我们讨论的意见不是一种压力,非改不可,是不是要改,完全自己去考虑。否则,“这样会发生一个问题,大家讨论时都定一,完全抄上去,批判变成陆定一。”这是胡绳借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名字,说六本书最后定为一本。而康生这时插话,说“是陆定一”(其意是说六本书各有特点,就把大家的优点集中起来编一本)。康生在会上还提出要“学苏联哲学的书”。他说:为了写书,要在四、五个月内把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好好读一读。看了以后,可以使我们写的书提高一点,起码有些错误的东西我们可以避免。

陈伯达则称赞写书人是开路先锋,说中央提出这样的编书的工作方法,经过试验是有效果的。我们解放以来十多年了,就编了一个材料史。现在要不断修改。书没有创见也不要紧,要慢慢爬上去。总有一天,有一个学校,或者有一个地方,他改的特别多,成为中国的代表作,乃至最后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代表作。陈伯达还说,要像毛主席写《矛盾论》、《实践论》那样来写哲学书。会议至最后,康生提出在1960年一年内要三印三改,12月30日拿出第三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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