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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和与苍凉 兰文飞  
 

——谈作为电影与小说的《色,戒》

□兰文飞

影片《色,戒》最近在国内开始公映了。作为李安的第十部故事长片,它继导演2005年的《断背山》后,时隔两年,再度荣获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影片金狮奖。在李安的得奖纪录上,尚有两度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1993年的《喜宴》和1995年的《理性与感性》),一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2000年的《卧虎藏龙》),一次奥斯卡最佳导演奖(2005年的《断背山》),以及数不清的其他各类奖项。这样优良的表现,不由得让我们这次对他的新作也充满了期待。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可能知道,《色,戒》(1950年)也是作家张爱玲(1920―1995)的一部同名短篇小说,电影即据此改编。由小说改编电影,李安应该说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他此前的《理性与感性》、《与魔鬼共骑》、《卧虎藏龙》和《断背山》等都是改编自小说,《理性与感性》且是改编自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名著。

李安认为美国电影界的一个说法比较符合他对改编的想法:“两条路,你可以选择毁掉原著拍部好电影,或是忠于原著拍部烂片”,他觉得,“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媒体,改编时常常从里子到面子都得换掉,以片子好看为主”。如果考虑到张爱玲原著的简短,那么导演的这一想法就更加充分了,但是张爱玲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她的小说都有对人物关系与内心的精准刻画。所以,即便是要“毁掉”、“换掉”,对改编者来说,也还是不能无视她的看法。

电影《色,戒》在基本情节上承袭了原著小说。它讲的是在1942年的上海,女主角王佳芝受一个清除汉奸组织的派遣,以化名商人太太——麦太太——的身份,去接近当时汪伪政权的一个特务头子易先生,待时机成熟后,引诱他进事先布置好的暗杀圈,但最终,王佳芝临时改念,在设伏的珠宝店内透漏风声给了易先生,汉奸得以逃脱,她的同党却大部落网。

相比于小说,电影在追述王佳芝和她的同伴的过去上进行了扩充。张爱玲在小说中的几句交待,李安都用电影场景加以落实,并通过这一“落实”力图证成两点:一是王佳芝何以会加入暗杀的计划,二是她为何又要放走易先生。为了说明第一点,李安描述了王佳芝辗转到香港念大学的过程,通过她话剧社的经历,结识有志为国难尽力的热血青年邝裕民和他的同伴,于是,爱国青年学生构成她的底色。为了说明第二点,李安让她与易先生的交往中产生情感上的认同。继而,导演让这两条线索相互推动,借以达到主人公最后的选择。似乎,这一矛盾演变暗合了他此前一部电影的题目——理性与感性。

李安着力于这暗藏的矛盾来揭示人物的行为(集中在女主角身上,即真实身份王佳芝与化名身份“麦太太”之间的挣扎)。但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也正是电影与小说的分歧所在。怎么讲?

电影中对王佳芝与“麦太太”这两个身份间强调它们的区别,也就是青年学生的底色与甘做情妇之间,在李安看来,这一区别至少一开始是界限分明的,只不过,后一身份逐渐获得了内心的真实,导致界限受到挑战。导演力图通过这一演进的过程暴露人性的问题,以此获取观众的同情。包括后来易先生的动真情,失去提防,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不过诉诸小说本身,张爱玲可能并不作如是观。小说中两重身份也有,但那只是表面上的,不是互相战斗的,内心上的王佳芝前后都是统一。所谓“麦太太”的身份,恐怕对小说中的王佳芝来讲,不过如此。在她看来,人事无非那样,易先生就是个矮小的中年男人,特务头子的身份下照样是脆弱和虚荣,与别人并没有大的区别,甚而与她的那些同伴也是接近的。因此,小说与电影虽然都以王佳芝最后说“快跑吧”(电影中是“走吧”)终结,但对小说中的那个王佳芝来说,要来得容易得多、利落得多,无须花费那些周折去让观众(或者读者)表示同情。

也因此,李安在电影中泛人性化的说明就显得不那么张爱玲化了。无论如何,张爱玲是悲观主义的。她对人生的众多面相照单全收,不拘泥于一点上的爱与恨。即便是爱,也是出于人物全部内心的爱,是夹杂着虚荣、欲望等等的爱。正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说:“一个大小说家当以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为研究的对象,不可简单地抓住一点爱或是一点恨就感到满足”,他说,“这一点,张爱玲做到了”。

两相比较,温和的李安不经意间迁就了他的主人公和他的观众,而熟稔于中国旧小说传统的张爱玲,以她“贵族的立场俯视人生琐碎”(王德威语),背对着读者写出了人生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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