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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荒之旅的四点感言 刘锡诚  
 

□刘锡诚

有先辈学者说过:中国进入耕稼最早,脱离耕稼最迟。此说甚是。这乃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中国的民间文学主要是产生和流传于耕稼时代的精神产品。当然,民间文学中,也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原始先民的意识的余续,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民间文学在不识字的民众中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相传下来,是民众生活、生产、人生经验和艺术才能的结晶,是社会发展历程的曲折的反映和见证,是研究社会底层老百姓的世界观的重要资料。就是这种创作和流传于草野百姓之中的极其丰富极其多样的精神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封建和半封建社会中,却一向被贵族文化所鄙视和压抑,“不登大雅之堂”。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启蒙运动像狂飙崛起,一些进步文化先锋率先研究神话探寻华夏历史,提倡搜集民众歌谣,掀起歌谣运动,才开始有所改观。从此揭开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的第一页。在稍后的“五四”运动中,民间文学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

20世纪百年已经渐去渐远了。历史要求有理性的回顾与总结。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诞生和被主流文化所承认,标志着传统的中国文化观的动摇,新的中国文化观的崛起。一百年来,民间文学运动的发展和民间文艺学科的建设,虽然坎坎坷坷、起起伏伏,道路并不平坦,基础并不坚实,但毕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人文学科中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百年来取得的学术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毫无愧色地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领域。

笔者从百年学术史的研究和学科现状的思考中得出几点看法,向同行们讨教。

第一,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并非肇始于1918年的北大歌谣征集活动,而在晚清末年至20世纪初。随着近十多年来“重写文学史”呼声的日高,“20世纪文学”的概念已在较为广泛的层面上被学界所接受。以“五四”为开端的现代文学史的格局,正在失去大一统的地位。文学史写作的这种思路的出现,也给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以启发:“20世纪民间文艺学”这一概念也许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从文化发展的一般道理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但它不是突发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思潮积累到一定程度才爆发起来的。从20世纪初起,严格地说,从1898年维新运动及其失败之后,西学东渐,对抗传统的新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政治领域里改良派发动的维新运动和革命派发动的推翻帝制的革命运动,文化领域里旨在对抗旧传统而兴起的白话文、通俗小说等文化浪潮,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铺垫和积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正是在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两股势力从政体上和文化上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下肇始,而在“五四”运动爆发及其以后,汇入了文学革命的洪流中去,成为文学革命的一翼的。

第二,百年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发展史是一部多元的学术史。笔者认为,中国民间文学百年学术史上,在学科内部,大体上有两种思潮:一种是以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为引导和宗旨的文学研究和价值评判体系;一种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价值观和学术理念为引导和评价体系的民俗研究。这两种思潮几乎是并行地或错落地向前发展,既有对抗,又有吸收。而在学科外部,由于民间文学属于下层民众所传承的文化,始终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上层文化的挤压,虽有一大批文化名流的不懈提倡,但始终未能获得像西方社会那样的人文条件,民间文学始终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而具体说来,一部百年学术史,并非由一种流派或一种思潮一以贯之,而是存在过若干的流派,这些不同的流派之间也互有消长。大略说来,前50年,除了以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等为代表的、断断续续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民俗学派”而外,至少还出现过以乡土研究为特点的歌谣研究会;以沈雁冰、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神话学;以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等为代表的“社会―民族学派”;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以何其芳、周文、吕骥、柯仲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等流派。1949年后的50年间,除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外,又可分为“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6月)和“新时期”(1976年~2000年底)两个阶段。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十七年”时期,“延安学派”所倡导的民间文学的文学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换言之,在学术界占了绝对优势,而其他流派,诸如30年代兴盛一时的民俗学派和40年代兴盛一时的俗文学派,在多次学术政治批判运动中受到批判从而逐渐归于消歇。而到了“新时期”的大约20年中,特别是19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被冷落了多年的民俗学派又再次中兴,而俗文学派虽也有人倡导,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再也未能重振起来。流派或学派的视角的选择,是笔者纵览百年学术史的一种尝试,希望提供一种认识百年学术发展的思维模式。

第三,百年来的民间文学运动和民间文艺学的思潮,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而是与中国国情、百年来发生的重大历史实践相联系,并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五四”时期,民间文艺学的诞生,是“反传统”的产物,作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提出“到民间去”,开始改变对农民和农村以及平民文化、平民文学的轻蔑态度。抗战时期,从内地迁徙到大西南的社会学―民族学者们所做的民间文学调查与研究,不仅以学者的亲身的民族调查,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开了田野调查的先河,积累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最为珍贵的是,使民间文学及其研究发挥了国家民族团结御侮的凝聚力的作用。在民族危亡的大时代,民间文学研究者们以国家存亡、民族大局为至上,推动了学科的变革。同样,40年代,延安的学者和文艺工作者们在解放区所做的民歌与民间艺术收集工作,改造旧说书、旧秧歌的工作,不也是在抗战的大时代中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而符合规律的学科变革吗?正是他们不仅使陕北民歌(信天游)从偏远的陕北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以激越高昂的风格而在文学艺术百花园中一枝独秀的民间文学奇葩,而且也使韩起祥等说书艺人的名字和作品传之后世,不被历史烟尘所湮没。把民间文学(民俗也一样)变成手中把玩的骨董,离开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而孤芳自赏的纯学术,大概是不会有出路的。

第四,在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从来是分立的两个学科。前50年,虽然以神话和歌谣研究为开端,给传统的学术以冲击和震撼,但后来,学界却未能潜心于资料的积累(主要是田野调查)和理论的建构,而是热衷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争论,致使两个学科都未能摆脱依附的地位。后50年,特别是新时期初期,民间文学在文学学科之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挖掘和积累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民间文学资料,而民俗学则因种种原因相对滞后;自1990年代起,民俗学得以复兴,故而有学者便再次拣起前50年的老话题,倡导以西方为模式改造民间文学学科,将其纳入到民俗学学科的部属之下,脱离文学学科而改属于法学学科之下,成了三级学科。如此以来,不仅未能保住民俗学本身的学科地位,反而多少导致了民间文学学科的衰落、甚至倒退。我们现在看到的民间文学调查或搜集成果,几乎都是1980年代做的,而90年代以来的15年间,已很难看到有什么综合的或专题的调查和重要的民间文学搜集成果问世!理论的构架,固然是学科建设(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俗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放松了或放弃了资料的调查和积累,就使我们的理论多少变成了空中楼阁。应该说,这是民间文学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曲折和教训。展望前景,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仍然宜作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存在和发展,才可能免得重蹈50年走过的但没有结果的覆辙。把民间文学隶属于于文学学科,借重文学和美学的武器进行研究,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但并不意味着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等同视之;还要、甚至更多地要借助于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凡此四点,就算我四年来研究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感言吧,在此就教于各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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